第四章 孤岛岁月 二

一九三八年九月,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正驶向中国。杨绛和钱钟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在这艘轮船上。

他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得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上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对此,杨绛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自己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却不胖不壮了。

在归国的轮船上,杨绛夫妇遇到了外交官、诗人冒效鲁(1909~1988年),互相唱和。冒效鲁吟诗如下:

凭栏钱子睨我笑,

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

丝丝乱发攒鸦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

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

倾囊买醉颜微酡。

描绘钱钟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钟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

钱钟书已有约定,要回清华教书。在船上杨绛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

阿多士Ⅱ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钟书就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辗转赶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对于钱钟书的只身远去,杨绛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杨绛也无法和她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母校清华聘请钱钟书任教授,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冯友兰在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上书中指出,应该给钱钟书教授头衔,月薪三百元,其待遇不低于王竹溪、华罗庚。按清华旧例,刚刚回到国内的留学生只能当讲师。而钱钟书连升二级,直接任教授,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

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要到上海省视父亲。船到上海,她由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他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杨绛见到了公公(她称爹爹)、婆婆(她称唔娘)、叔父、婶母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杨绛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她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她的女儿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就没有“吼”,也没喊“non non”。当时,钱家和她爸爸家都逃难避居“孤岛”,居处都很逼仄。她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据杨绛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

这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造成的。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杨浦、浦东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

杨绛的娘家、婆家都在法租界内,钱家在辣斐德路,杨家在今锦江饭店附近。杨绛两头居住,即便在钱家住的时候,她也几乎每天都要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她的三姐姐和七妹妹也经常回娘家,对此,父亲高兴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

“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是杨绛感到:“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杨绛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的女儿圆圆亦很受外祖父的万般宠爱,请看以下的追忆: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一九三九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杨绛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州故居,眼中一片狼藉,劫后的惨景,不堪回首。杨绛说:

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阴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软,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摩,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