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入剧坛 一

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杨绛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

杨绛和圆圆在钱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钱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糙。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椅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椅子,就交给了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钱钟书很窝囊地笑说:

“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女儿的话一字字记住了。钱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钟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钱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并不重要,反正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从此钱钟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钱瑗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她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她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在写东西,其中有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可以读一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撅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撅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钱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传的。所以钱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他像“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而清华方面却杳无音讯。一直到这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钱钟书再想离开也出不去了,只好与夫人厮守在一起,苦度上海的沦陷生活。

刚开始钱钟书没有工作,后来,杨绛父亲杨荫杭就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女婿,使他有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才有些着落。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一九四二年春,钱钟书被该校聘为教授,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杨绛的小妹妹杨必(1922~1968年,翻译家)正在这所学校读书,钱钟书教过她。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陈麟瑞(1905~1969年,笔名石华父),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他到震旦任教,就是钱钟书介绍的。陈麟瑞夫妇与杨绛夫妇是挚友,杨绛说过,“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陈麟瑞在杨绛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忠厚长者,他教学认真,创作严谨。“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的要求更加认真。”陈麟瑞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海葬》等多部话剧。他对杨绛帮助颇多,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他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在他藏书中有半架子英文法文的《笑的心理学》之类的著作,杨绛曾向他借阅过。

在杨绛夫妇的记忆里,陈麟瑞是一位最随和、最宽容的朋友,他曾笑呵呵地指着钱钟书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在杨绛夫妇的朋友当中,李健吾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健吾(1906~1982年),山西运城人,他是钱钟书与杨绛在清华的先后校友。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文系,次年接受朱自清的建议,转外文系学习法语。一九三○年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赴法国巴黎语言专修学校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同时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从事剧本创作。除改编外国戏剧外,还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李健吾不仅是剧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杨绛的喜剧就由他执导过。

“孤岛”期间,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得以出版,陈麟瑞、李健吾作为审阅人,帮助不少。对此,钱钟书夫妇为了表示谢意,曾一起小聚一次。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谈起了戏剧,陈麟瑞、李健吾竭力鼓动杨绛写写剧本。杨绛正是在他们帮助鼓励下步入剧坛的。

杨绛说过,上海全部沦陷后,她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她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这里先回顾一下她的教学生涯,特别是其中堪称“惊险”的遭遇。

杨绛上课的小学起初还未被日军管辖,这所学校是半日制的小学,只在下午上半天,虽然课程多、路远,但因生活所迫,她也只好接受做了代课老师。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为了糊口,她“乐此不疲”。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道:“……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法租界与位于公共租界的上课的学校,相距颇远。她每天都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然后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那时电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鬼子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便低着头过去了。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去。不过日本兵上车时,全体乘客都要起立,听候他们的检查。

有一次,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被日本兵觉察到了,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吐着一字字大声道:“岂有此理?!”

车上原本就十分安静,杨绛的怒骂发作,更使车上的静默立即上升到最高度,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日本兵与杨绛对视,杨绛也毫不示弱,啊唷!圆睁地瞪着前面的车窗……国难家仇使她愤怒异常。两人相持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才转过身去,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地走出去。

电车这时又开动了,同车厢的乘客吓得惊魂失措,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才缓过神来,恰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有人喘了口气说:

“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杨绛没有搭理,一肚子没好气。车开过了好一段路,她才庆幸自己没闯大祸,躲过灾难。为了不受此罪,杨绛从第二天起,情愿步行,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

直到那所半日制的小学也被日寇接管,杨绛才不再当“孩子王”。

其时,钱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见面以后,校方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酬金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钱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