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艰难时刻 一

上海成了一个“围城”。抗战八年,杨绛饱尝战乱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战胜利的热切企盼中,艰难度日。

杨绛这一时期所写的散文,表达了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境: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斗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宇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吧,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圮,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渗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透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沦陷区的生活是压抑的。在这豺狼横行的地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钱钟书已到学校去上课,杨绛和婆婆、叔父以及弟弟在家,女儿阿圆正在卧室做功课。而杨绛则在做家务,突然有阵敲门声,她忙去开门,迎面进来两位陌生人:他们是日本宪兵。杨绛请他们进门坐,然后假装去倒茶,三脚两步奔进卧室,将丈夫的一包《谈艺录》手稿藏好,随即斟好了两杯茶回去。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杨绛机警地对付他们,然后设法从后门溜走了。在朋友家吃了饭,看见在家里的弟弟来找,说两个日本宪兵发话,如果嫂嫂不回去,就要把家里的人带走。杨绛连忙向钱钟书转达不要回家。

说完,杨绛只身从容地回家,装着去买了许多鸡蛋。回到家里,又免不了与日本宪兵虚与委蛇,最后把他们打发走。不过他们抄走了杨绛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第二天,杨绛按照他们的要求,又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审问,她反复预习了准备回答的问题,应对了这场麻烦,居然没受到皮肉之苦,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轻则至少在宪兵司令部挨两个大耳光,重则就要像李健吾、柯灵那样受尽种种酷刑。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杨绛伤心不已。抗战胜利前夕,她的父亲杨荫杭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弟妹从上海赶回苏州奔丧。据杨绛回忆:“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在短短几年间,杨绛深爱的父母双亲相继谢世。世事沧桑,使她笔下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绛汇编其父二十年代的文章,集成《老圃遗文辑》。杨荫杭是位老报人,他在二十年代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现在读来,仍可使人感到:当年的杨荫杭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