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流年沉浮 四

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的十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

杨绛被分在第一批。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钱钟书下乡比她迟一个月,她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自感放心不下。杨绛还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当然杨绛要求下乡是自愿(根据当时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只是她觉得自己的动机不纯正。她说过:“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杨绛那一批约二十人,一到山村,就遇见了所谓“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原来,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他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翘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个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他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杨绛他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下乡得过几重关。姑且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就是“劳动关”。

公社的负责人也真是煞费苦心,为杨绛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不累、不脏又容易的活儿:让他们砸玉米棒。杨绛数人各拿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而坐,举棒拍打,把玉米粒打得全脱落下来,然而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干活时,还可以与乡村里的老大娘谈笑一番。

有时候,他们还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或者捆捆干草,或者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搬运入窖。眼下,她们所干的活都不算重。艰苦的考验在于后面的“关口”。

第二关是“居住关”。

杨绛他们先是在村里一间空屋里尘土扑鼻的冷炕上暂住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服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地架在墙顶高窗下,离地约两米。得登上竹榻,再登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扶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夜晚杨绛就睡在这上面。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里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杨绛等四人就同睡这个大炕,不过被褥有被小孩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

杨绛他们在农民食堂搭伙,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粥,还有玉米面做成的窝头。这些食物老乡都嫌“不经饱”。刚开始吃,还觉得蛮新鲜,感到不错。时间一久,不仅食之无味,肚子还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

杨绛有一次做梦,梦见饭桌上一个小碟子里两个荷包蛋,杨绛推开说:“不要吃。”睡觉醒来告诉同去的女伴,她直埋怨杨绛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责怪杨绛不吃,恨不得叫她端出来放在桌上呢!难得吃的小活鱼、白米饭和油条,成了时鲜美味,忍不住使人垂涎欲滴。大家都得了“馋痨”,他们只好在每晚灯下,空谈好吃的东西,叫做“精神会餐”——既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

这样天天如此单调又缺乏油水的食谱,较之钱钟书在河北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和了玉米面做的带着苦味的窝头,杨绛他们的饮食应该说是很好的了。

第四关是“方便关”。

这个关,其实是不方便的,比“饮食关”更难过。乡村里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有一次,杨绛在食堂里吃了半碗绿豆粉做的面条。不知道那是很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闹肚子了。那时她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她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实在没有办法,杨绛只好穿衣由高处攀援而下,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她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纹丝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她吓得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杨绛这时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她掩上土,铺平落叶。当她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

第五关是“卫生关”。

清洁离不开水,但在那里,用水很不容易。杨绛所在的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每天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她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舔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她们整整两个月没有洗澡,只得烧点热水,洗洗头发,洗换衬衣。

在乡村,杨绛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农民阶级”,他们各不相同。一位大妈看见他们便打着官腔:“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杨绛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回去。”

同时,杨绛发现,“堂吉诃德”和“蒙娜丽莎”都在一个山村,其实“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蒙娜丽莎”也不漂亮,并且营养不良。整个山村,并不富裕,只有正副队长家里生活比较富裕,楼是新盖的,质量不错;而其他人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满的。有的连窗纸都是破的,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解放已十几年了,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并无改观,杨绛心想莫不是我们上面的政策出了点毛病吧。

杨绛他们还经常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顺带出门儿聊天,了解大跃进运动中这些贫苦农民的真实生活。她们访问又哭又骂的“疯婆子”、生肺病的女人、患风湿病的小伙子以及讲怪话的大妈等。她们总是尽力做点好事,为青年农民和村支书扫屋,为村里开办的幼儿园赞助些钱,为村里搞“诗画上墙”,为农民讲解《农村十条》……甚至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

杨绛下乡还有一件事,令她难以忘怀,这就是: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惟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面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却很不方便。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我记得曾经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那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他到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午大劫。最终,这些书信只得由火神收藏了,否则文坛又多了一则可资谈助的佳话。

杨绛下乡原定三个月,后缩短为两个月。她们在回京之前,还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杨绛得到的评语中,有一句话说她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令她得意了一会儿。就这样,杨绛“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