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年尘世 一

一九六六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艰难地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这个《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次日,即八月九日,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出来了”。三天之后,她的丈夫钱钟书也被“揪出来了”。那时,他们俩同在一个学部,杨属外国文学所,钱则属文学所,两所运动的过程大致相仿。

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她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就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一同被揪出来的李健吾、卞之琳、罗念生、邹荻帆等,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待罪”之时,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杨绛等人对照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应该请他们重新归队。

忽然有一天被召去开大会,不料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

不发工资,存款全部冻结,每月发给生活费若干元;

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要写明姓名、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

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此外,还有一系列禁令,如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肉蛋禽,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遮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

至于钱钟书究竟为何被揪出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杨绛问他时,他说“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简直是黑白颠倒、狗血喷人。钱钟书身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成员,书桌上竟然没有“毛选”四卷,并且说把这些东西放在书桌上,“会弄脏了桌子”……这罪名在当时大得可怕。

一天晚上,杨绛回家问她的丈夫:

“你们怎么样?”

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丝毫不差的,他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她的专职是扫女厕。他们夫妇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杨绛所在的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钱钟书所在的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下面的情形,据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的记载是这样的:“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我们似乎可以听出两人苦涩的浅笑。”

接下来的事情使他们感觉愈来愈出奇,夫妇俩度日如年。学部当时还没有供全体员工开会的大礼堂,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倾盆,寒意刺骨。到处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他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

在群众愤怒的斥骂声中,杨绛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不一而足。散会后,杨绛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她看了一眼自己刚才脱下的高帽子,发现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自己从“资产阶级学者”升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丈夫钱钟书一样了。从此,他们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之为“揪斗”。

杨绛被批斗、揪斗,不止这一次,有时单独,有时和钱钟书一起,成为“家常便饭”。其中有一件事非同小可,前面已经提到过钱钟书的罪名,对此,杨绛在《干校六记》中的叙述更为详尽: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糨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

就在这次专门提到的斗争会上,杨绛受到“革命群众”的审问。

群众问:“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杨绛说:“是我。”

群众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杨绛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杨绛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那天,杨绛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自己都知道。当时,群情激奋,杨绛也十分气愤。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下令她打锣自报罪名。她正是火气冲天,没处发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借以发泄无比的愤恨。

这一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造反派要驱杨绛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系上绳子,叫她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杨绛戴着高帽子,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出丑”。造反派命她走几步就打两个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向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被人视为“文弱书生”的杨绛,这天一反常态,大声叫喊,她情愿以这一特殊方式,抗议对自己、对钱钟书的种种侮辱,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她的同事叶廷芳在一篇文章中实录其事,读来惊心动魄:那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迫使一个个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面对一张张大字报的满篇不实之词,人们只能咽下痛苦的泪水,敢怒而不敢言。但在学部大院内却发生一起例外:一张“揭发”“反动学术权威”钱钟书的大字报被另一个“资产阶级权威”提出质疑;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大字报的一角,对大字报中的不实之词进行澄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述的“弱女子”杨绛。不用问,她的“胆大包天”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她马上被揪到本单位大会议室,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众。他们一个个被勒令屈辱地低着头,出乎人们意料,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大喊:“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对丈夫的挚爱,杨绛一口担保钱钟书绝无此事。后来当红卫兵实地调查时,也查无实据。对此,时隔多年,杨绛以不乏幽默的笔调调侃道:“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癞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像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还有一次,文学所所长何其芳等“黑帮”在北京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挨斗,他们披戴了各种辱骂性的名号,被一一押到台上。杨绛夫妇在陪斗之列,暂时栖身台下。

那天杨绛异常困倦,只好低着头打起了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斥骂连成一片,她却置若罔闻。忽有人发现,大喝一声: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

杨绛赶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里慌张。可是一会儿她又瞌睡了,这样揪上台势在难免。

杨绛和钱钟书终于都被点名叫上舞台,登上了台就有高帽子戴、挨一顿混骂。在一片“低头!低头!”的怒骂声中,他们夫妇俩被迫低头认罪。

杨绛在单位里挨批斗,回到干面胡同的中科院宿舍楼后仍要接受批斗,直到斗得七窍生烟、灵魂出窍,耳畔还响着一声声“斗!斗!斗!”以至何其芳私下发誓:等逃过难关,一定要治一方“身经百战”的藏书印章以志纪念。

在宿舍楼大院主持批斗的是一位“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不久以后这位“极左大娘”也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执行者则是一群正当少年的红卫兵、红小兵。

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大院里挨斗,有人竟然用束腰的皮带向杨绛等人猛抽。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钟书的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斗完以后又勒令他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弯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他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他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他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此时那位“极左大娘”还站在大院里大声恫吓:

“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

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

“×门×号!谁在撕纸?”“×门×号!谁在烧东西?”

一会儿她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

夜深人静,这位“极左大娘”却睡意全无,老在喝问:

“×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第二天清晨,杨绛他们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她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她清除。

然而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心,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下令杨绛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她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抽得她肩背上辣辣地痛。杨绛认识她。

杨绛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

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