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创作和翻译之外，杨绛这一时期还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并先后结集出版。她的论文集《春泥集》一九七九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共收论文六篇：《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重读〈堂吉诃德〉》、《萨克雷〈名利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李渔论戏剧结构》。出版于一九八六年的《关于小说》（三联书店版）则收录了杨绛新时期所写的六篇论文，它们是：《事实—故事—真实》、《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介绍〈小癞子〉》、《补“五点文”——介绍〈吉尔·布拉斯〉》、《砍余的“五点文”》。

这里，除第一篇是小说理论的研究外，其余都是对作品的评论。对于这些论文，杨绛自己有过解释：“关于小说，有许多深微的问题值得探索，更有无数具体的作品可供分析。可是我苦于对超越具体作品的理论了解不深，兴趣不浓，而分析西洋小说，最好挑选大家熟悉的作品作为事例。”（《自序》）

《事实—故事—真实》一文揭示的是从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总结出来的创作规律。以小说为例，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可它依据“事实”，从而表达“真实”。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由“事实”而加以想像构思写成“故事”表达出贴合人生真相的“真实”，如果套用公式的话，便是“事实—故事—真实”。因而，杨绛告诉人们：

尽管小说依据真人真事，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便像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披发仗剑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小说是创造，是虚构。但小说和其他艺术创造一样，总不脱离西方文艺理论所谓“模仿真实”。“真实”不指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点一滴、东鳞西爪的真相来创作。

在此，杨绛非常强调想像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她指出：“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但经验好比点上个火；想像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好汉，《儒林外史》写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西游记》里的行者、八戒，能上天、入地、下海，难道都是个人的经验！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写的是西班牙故事，作者从未到过西班牙，可是有人还以为那部小说是从西班牙小说翻译的。这都说明作者的创造，能远远超出他人的经验。”杨绛认为，作者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小说里的人物不是现成的真人，而是创造，或者说是“捏造”，即把不同来源的成分“捏”成一团。

在艺术创造中，想像是极其重要，但它必须贴切真实，离不开“判断力”的调控。杨绛通过对众多作品的分析，理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小说家的构思，一方面靠想像力的繁衍变幻，以求丰富多彩，一方面还靠判断力的修改剪裁，以求贴合人生真相。前者是形象思维，后者是逻辑思维，二种思维同时并用。想像力任意飞翔的时候，判断力就加以引导，纳入合情合理的轨道——西方文艺理论所谓‘或然’或‘必然’的规律，使人物、故事贴合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因为故事必须合情合理，才是可能或必然会发生的事。我们才觉得是真实。人物必须像个真人，才能是活人。作者喜怒哀乐等感情，必须寄放在活人心上，才由抽象转为真实的感情。……作者写一部小说，也是要读者置身于他虚构的境地，亲自领略小说里含蕴的思想感情；作者就把自己的感受，传到读者心里，在他们心里存留下去。”杨绛的这番话，确实道出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昧。

杨绛在文章中还探讨了真人真事进入小说以及小说虚构的规律等。她的论文通篇像漫谈，充满慧见卓识，读来常常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杨绛的《旧书新解》介绍的是《薛蕾丝蒂娜》（简称《薛婆》），这部小说里讲的是一个恋爱故事。漂亮阔绰的葛立德少爷爱上美貌的裴府独生女玫丽小姐。葛少爷央薛婆作纤头，和裴小姐互通情愫，约定半夜在裴府花园幽会。花园墙高，葛少爷幽会后逾墙登梯失足，堕地身亡。裴小姐亦因此跳塔自杀。薛婆贪贿，不肯和葛家二小厮分肥，因被刺杀；二小厮随后被捕处死。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杨绛说：“假如《堂吉诃德》是反骑士小说的骑士小说，《薛婆》可算是反爱情故事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部打破小说传统而别具风格的西班牙古典小说，又称为“喜剧”或“悲喜剧”。这部作品内容虽然陈腐，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匠心独运。

杨绛认为，“薛婆”虽以戏剧的形式出现，全部是人物对话，但实际上用的是史诗或小说式的叙事结构；如果被称为小说，却又和传说的小说不一样。“《薛婆》这个‘喜剧或悲剧’读来既像小说，有人干脆就称为小说，有个仅译十六出的英译本竟加上副题，称为‘对话体的小说’。但作者究竟不是有意识地写小说；尽管称为小说，只是未合传统的小说，我们现在有意识地把它当小说读，就觉得像一部打破了传统的新小说，和近代某些小说家所要求的那种不见作者而故事如实展现的小说颇为相近”。杨绛在这里揭橥了《薛婆》的创新之处。其一，小说在表现形式上是戏剧，但结构却是史诗性的。而且，作品只有人名和对话（包括旁白和独白），作者单凭对话来叙说故事，刻画人物，并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作品没有人物的面貌、身段、服饰、动作等提示性的话，成为名副其实的“对话体小说”。整部小说是二十一出的史诗性结构，好比二十一章，从头到底只有对话，因而对话便成了主要内容。从人物的对话，“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语言里可以揣想性格”，甚至“人物的状貌服饰”也可以对话来形容。对话自然生动，竭尽其妙。

文章的最后，杨绛评价道：

当然，小说家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自有种种方法来描摹现实，不必用对话体。而且，作者出头露面就一定损坏小说的真实性吗？小说写得逼真，读者便忘了有个作者吗？小说写得像“客观存在的事物”，“客观存在的事物”未经作者心裁，怎样摄入小说？这等等问题都还待研究检验。不过《薛婆》这部分“对话体的小说”，确像人世间发生的客观现实。我们把这部十五世纪末年的“喜剧或悲剧”当作小说来读，会有新的收获。这也可算是古为今用吧。

杨绛的《关于小说》集子里的第三篇题为《有什么好？》。这里，杨绛翻出一部“老”作品来印证“新”与“旧”的联系和关系，并且对“意识流”小说等要求作者隐去的主张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显然，杨绛在这里含蓄地给读者建议：“我们不妨多信任一点自己的直觉和常识，对所谓‘权威’和时新的小说多打几个问号再来决定自己的取舍。”这是一个随笔式的标题，却颇为新奇，居简得要，与众不同。杨绛在文中说：“很多人读小说不过是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到一个故事。‘而此文所涉及的那部小说的’故事平淡无奇，没有令人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游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人物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有的高明些、文雅些，有的愚蠢些、鄙俗些，无非有闲阶级的先生、夫人、小姐之流。有个非洲小伙子读了这本书自己思忖：‘这些英国的夫人小姐，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也不禁要问，十九世纪外国资产阶级的爱情小说，在我们今天，能有什么价值呢？”现在杨绛提出“有什么好”，正是为读者释疑解惑的。

那个非洲小伙子读的“这本书”，指的是英国作家珍妮·奥斯丁所写的《傲慢与偏见》。杨绛说：“奥斯丁显然故意选择平凡的题材，创造写实的小说。”“我们不能单凭小说里的故事来评定这部小说。”她条分缕析，细细分说它“有什么好”。杨绛在这里既是品尝，又是鉴定，既是对一部小说的探索，也是对一位作家的研究。让人们通过小说中的凡人琐事，世态人情，领略奥斯丁所寄托的弦外之音。文中说：“奥斯丁对她们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不屑。她设身处地，对他们充分了解，完全体谅。她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是和读者相视莫逆，会心微笑。”又说：“奥斯丁不正面教训人，只用她用智慧的聚光灯照出世间可笑的人、可笑的事，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探索怎样才不可笑，怎样才是好的和明智的。梅瑞狄斯认为喜剧的笑谈启人深思。奥斯丁激发的笑就是启发人深思的笑。”杨绛的这些叙述，都不是凭空立论，是在列举实例、引证原文、分析了具体作品之后的点睛结穴。读者至此，也不禁“相视莫逆，会心微笑”，感到这里也有一盏“智慧的聚光灯”，照彻了小说的深层及其作者的心曲。

杨绛的《介绍〈小癞子〉》一文开首便交代了她写此文的目的：“我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经过修改和重译，先后出过五六版。我偶尔也曾听到读者说：‘《小癞子》，我读过，顶好玩儿的。’这正合作者《前言》里的话：‘就算他（读者）不求甚解，也可以消闲解闷。’至于怎样深入求解，我阅读者似乎不大在意。我作为译者，始终没把这本体积不大的经典郑重向读者介绍，显然是没有尽责。”文章说得十分谦虚，题目也是十分平实，然而杨绛的娓娓道来的文笔，详细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内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啻“书林导游”。篇末的一段话更像神妙之笔，令读者豁然开朗：“《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传》。《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流氓恶棍。我国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赖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而说；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每叫做‘赖子’或‘辣子’，跟‘癞子’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意义相同，所以我译做《小癞子》。”

杨绛的《补“五点文”》和《砍余的“五点文”》，评论的是法国名著《吉尔·布拉斯》，因前文已有介绍，此地不再赘述。

九十年代末期，杨绛还发表了一些纪实散文，如《方五妹和她的“我的老头子”》、《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钱钟书集代序》、《为有志读书求知者——记〈钱钟书手稿集〉》等等。二○○○年四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最新译作《斐多》。它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记叙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酒致死的过程。

《斐多》体现了杨绛自己特有的翻译风格和准则。她曾说过：“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译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洁，另作‘引得’或加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十几年以后，杨绛翻译《斐多》，再次实践了这个创新。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翻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要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杨绛的这种做法，既是创新，又不失严谨。

译文虽然只有六万余字，但在杨绛笔下，字字珠玑。译文老到流畅，像舞台上的戏剧台词，连人物的嘀咕、动作，辩论中高潮起伏，全部活灵活现，丝毫没有读哲学著作那种晦涩深奥之感。如此通俗又有韵味的译文，不管谁读都会感觉是一种享受。正如杨绛在后记中所云：“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因此，读者是应该感激杨绛的这番劳作的。有人在评论她的这一译作时，深情地写道：

很早前就听说，杨先生在翻译一部难度很大的古典著作，但对书名和内容一无所知。不久前，朋友陪同金圣华女士前往探望先生回来，告知所译乃是柏拉图的《斐多》。我当时闻之备感怅然，因为斐多描绘给宗师的辞别场面，胸怀充满悲喜交集的心情；而杨先生译此书前，也刚刚送走两位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位耄耋老人的镇定自若。

笔墨不多，却也道出了读者的心声。

对于杨绛而言，翻译《斐多》的意义也许还不仅仅在于“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斐多》描述的是苏格拉底就义当日，与门徒辩论灵魂不朽，然后从容不迫饮鸩赴死的情形。在书中，苏格拉底对门徒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投入全副心力去翻译这本关于灵魂不朽的书，大约也是杨绛先生本人关于生命归宿的叩问。这种追问，不是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形式的执著，而是对超越生死界限的交流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