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上是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二十多年来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的芳邻好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多得数不过来！我从十二岁以后，就住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的居民里，满族人民就比较多，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就都是满族人。老舍先生就是我的文艺界满族朋友中最熟悉最敬佩的一个。

老舍先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劫掠，连这一个贫苦的满族人家，也遭到了“翻箱倒柜”。那时躺在炕上的不到周岁的老舍先生，竟被扣在一只空箱子下面！在洋兵毫无所得、悻悻而去之后，他的父母才从空箱子下面抱出来了这个不满一岁的舒庆春。

后来又名舒舍予，就是现代名闻中外的爱国作家老舍！

我和老舍先生认识，是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和他来往较密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在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等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抗敌工作，我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一员。我因病避居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他就常常上山来访问闲谈，和我们一家大小，都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时期他赠我们的诗笺不少，如今只剩下了一本三幕剧《面子问题》的手稿。当时他认为这篇稿子写的还工整，送我作为纪念。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的许多珍藏的朋友赠书、赠画，大半都丧失了，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夫妇合作的一把诗画扇子。这本三幕剧稿，也只剩下了一部分。这损失，也同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一样，永远无法弥补了！

老舍先生是一位着名的“人民艺术家”，他的着作，如小说、曲艺、戏剧、诗歌、翻译等等，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此我就不列举了。我在另外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曾说过：

“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以上讲的，是老舍先生在解放前写的对旧社会揭露、批评、抨击、谴责的作品。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中国、新中国的主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创作活动之中。他的写作精力是惊人的。他又最会利用他的时间，他在朋友谈话、社会活动和栽花、养猫之间，不断地完成着他的杰作。他的为人，更是和他的作品一样，爽朗、幽默、质朴、热情。可是就是这么一位难得的满族着名作家，竟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摧残压迫之下，不幸与世长辞了！一九七一年以后，我在会见美国和日本朋友以及回国探亲的华侨和华裔的时候，他们总是十分关怀地问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到过英、美、日本、南洋等地，在这些中外朋友中间不是陌生的！《骆驼祥子》这本小说在美国风行一时。儿童剧《宝船》

曾在日本舞台上演出。对他们的问话，那时节，我除了含着眼泪说：“老舍先生已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了”之外，能说些什么呢？

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一九七八年十月（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画报》１９７８年第１０期，后收入《晚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