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话……”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却听不得别人对于他学生们的一句贬词。我曾当着莘田先生的面对文藻说：“我知道怎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们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辩不休……”莘田先生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来。他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老师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莘田先生每到重庆，必来小住。我记得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日本归来，莘田先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一个。他和我们的许多老友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舒畅和快乐的气氛，给我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话再说回来，像莘田先生那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之后，在拨乱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会有一番充满了智慧而又乐观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从他在我们心幕上留下的一个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不朽的形象里，已经得到了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