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生活
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个小朋友,笑嘻嘻的来和我说:“你又有新创作了,怎么不送我一本?”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觉得很奇怪!以后听说二三集陆续的也出来了。从朋友处借几本来看,内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创作。而选集之芜杂,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学社,或是北平合成书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没有这些书局,这定是北平坊间的印本!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
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对于著作权出版权,向来就没有保障,控诉也不见得有效力,我却也写了委托的信,请他们去全权办理。已是两年多了,而每次到各书店书摊上去,仍能看见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种种的集子,由种种书店印行的,我觉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东安市场去。在一个书摊上,一个年轻的伙计,陪笑的递过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续编》来,说,“您买这么一本看看,倒有意思。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我笑了,我说,“我都已看见过了。”他说,“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过来一翻目录,却有几段如《我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安慰》,《疯了的父亲》,《给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摊旁,匆匆的看了一过,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几篇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让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愿意人家随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书局的主人说: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纠正办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这倒也是个办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头再出一两本三续编,四续编来,也许就出更大的笑话!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来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谢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将香山双清别墅在桃花盛开,春光漫烂的时候,借给我们。使我能将去秋欠下的序文,从容清付。
雄伟突兀的松干,撑着一片苍绿,簇拥在栏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里,如同天真的小孙女,在祖父怀里撒娇。左右山嶂,夹着远远的平原,在清晨的阳光下,拥托着一天春气。石桌上,我翻阅了十年来的创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凑到眼前来。
我觉得不妨将我的从未道出的,许多创作的背景,呈诉给读我“全集”的人。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
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
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
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
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
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
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光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的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
(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光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的爱了诗。同时对于小说的热情,稍微的淡了下去。
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做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做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的已都看过,便把小说无形中丢开了。
辛亥革命起,我们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书房里,满屋满架的书,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边,成了个最得宠的孙儿。但是小孩子终是小孩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姊妹们接触。(我们大家庭里,连中表,有十来个姊妹。)
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烛光灯影,使我觉得走入古人的诗中!玩的时候多,看书的时候便少。此外因为我又进了几个月的学校,——福州女师——开始接触了种种的浅近的科学,我的注意范围,无形中又加广了。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全家又跟着父亲到北京来。这一年中没有正式读书。我的生活,是:弟弟们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看杂志。如母亲定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
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我才开始知道“词”,于是又开始看各种的词。等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
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底又浅;同时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竞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小说,如《虞初志》之类)。
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
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
《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
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点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
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
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的母亲的。
以往的创作,原不止这些,只将在思想和创作的时期上,有关系的种种作品,按着体裁,按着发表的次序,分为三部:
一,小说之部,共有《两个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诗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梦》,《到青龙桥去》,《南归》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则》,寄小读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记事》十则。开始写作以后的作品,值得道及的,尽于此了!
从头看看十年来自己的创作和十年来国内的文坛,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担在中途。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
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谨致谢于我亲爱的读者之前!十年来,我曾得到许多褒和贬的批评。我惭愧我不配受过分的赞扬。至于对我作品缺点的指摘,虽然我不曾申说过半句话,只要是批评中没有误会,在沉默里,我总是满怀着乐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谢许多小读者!年来接到你们许多信函,天真沉挚的言词,往往使我看了,受极大的感动。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又知道我认识孩子烂漫的天真,过于大人复杂的心理。将来的创作,仍要多在描写孩子上努力。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
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今天又是清明节,二弟在北平城里,陪着父亲;大弟在汉口;三弟还不知在大海的哪一片水上;一家子飘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余,可曾有人在你的坟头,供上花朵?……安眠罢,我的慈母!上帝永远慰护你温静的灵魂!
最后我要谢谢纪和江,两个陪我上山,宛宛婴婴的女孩子。我写序时,她们忙忙的抄稿。我写倦了的时候,她们陪我游山。花里,泉边,她们娇脆的笑声,唤回我十年前活泼的心情,予我以无边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们追随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群中!一九三二年清明节,香山,双清别墅。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0月20日《青年界》第2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