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站在黑洞洞的电影放映厅入口，裹在紫红色的丝绒帘幕里，听见了那女人的压抑着的抽泣声。有一点光从我卷起的丝绒帘幕后面透过来，我正好能看见那哭泣的女人的侧影，她坐在最后一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手里握着一个手电筒，这女人是领票员。这情景没有使我害怕，也没有惊讶，我甚至没有想，她为什么哭泣，我只是不自禁地，也啜泣起来。我的忧伤就在这一刹那，好像拔开了一个瓶塞，喷然而出，涌上心间。

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国泰电影院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一家专放外国原版片的电影院。在那时，它就有冷气设施。它有着华丽的门厅，大理石铺地，悬挂着电影明星的装了镜框的大照片。走过门厅，上两级台阶，便是用红丝绒穿在金属立架顶的铜球里拦起的检票口。检票口内还有一个厅，是栗色的打蜡地板，四周有皮沙发。日光照不太进来，就有些幽暗，但就是这种幽暗的情调，使它显得高贵。来早的人们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放映厅内亮起灯光，然后拉开紫红丝绒的帘幕，可以进场了。在这里，人们总是静静的，敛着声息。而淮海电影院就要嘈杂多了，它的门厅很浅，检票口离马路一步之遥，看电影时可听见马路上的汽车声和人声。门厅里也悬挂了明星的照片，可那照片似有些过时的。没有冷气，盛暑时就在检票处放一筐纸扇，检了票拾一把进去，出来时再扔回筐里。纸扇是用颜色俗艳的电影广告裱糊在竹片上，大都已残破不全。一场电影从头至尾，都伴随着纸扇划动空气的沙沙声，就像蚕吃桑叶的声音。每个星期天，这里都放映早早场的儿童场电影，大都是战斗的故事，到了电影结尾时，我军向敌人发动总攻，全场便响起了和着音乐节拍的鼓掌声，整齐划一，好像有人在指挥。国泰电影院的票价要比淮海电影院高一倍左右，像儿童场这样的廉价场次，“国泰”是没有的，它显然是比较豪华，而“淮海”则是平民化的。

那时候，我们十岁出头，父母们在忙着“四清”运动，有的下工厂，有的下农村。下农村的一周甚至两周才能回来一次，工厂呢，大都是离我们这市中心遥远的城市边缘，大杨浦什么的，路上须换几部汽车。所以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进家门。而我们也都到了能够自个儿去看电影的年龄。我们将零用钱用来买电影票，父母为了弥补无法经常陪伴我们的缺憾，给了我们较为丰厚的零用钱。我们都有一个钱包，是用玻璃丝编结的，里面珍贵地收藏着几张角票和一些分币。没事时，我们便整理和清点这些角票和分币。对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说，到“国泰”看电影是有些奢侈了，比较合适的是“淮海”早早场的学生场电影，可是我们不愿意和那些小毛孩子同流合污，那和着音乐节拍的整齐掌声特别叫我们害羞和讨厌，它有碍我们的矜持。而去“国泰”看电影，则使我们感觉良好。我们宁可多花些代价，去国泰电影院。

我们前一日买好了票，这一日早早地就来到“国泰”，检了票，在空荡荡的内厅里游逛，将打蜡地板当作溜冰场，溜来溜去。有时是单个儿溜，有时则一人蹲在地上，另一人拉着他的手，滑过地面。我们做这些时，总是小心翼翼地蹑着手脚，压抑着笑声，以免引起电影院职员的呵斥和驱逐，我们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权力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关心我们在干什么。就这样，当我滑行到放映厅入口处，撞到那厚实柔软的紫红色丝绒帘幕上，丝绒的毛茸茸的光滑使我忍不住地将它裹在身上，然后将自己卷起来，卷起来，黑洞洞的观众席便展开一个角，于是，我听见了那个女人的抽泣声。

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之前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幸的，它们只是叫我们着急、惊慌、扫兴，可却不是不幸。当时我们只顾着应付眼前的处境，无暇考虑是幸还是不幸。不幸的感觉被压抑着，在不自觉中一点一点地积蓄起来，然后遇到触发的契机，便一涌而出。这时候回想起来，不说别处，单是在这电影院里，就发生过不少不幸的事件。

就是在这光线幽暗的内厅，从里朝外看去，阳光烁烁下的马路，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国泰电影院正是在一个街角上，一面是繁华的大马路，一面是高尚的林荫道，两条马路相交而成城市的时尚的画面。它使我们向往，但也胆怯，意识到那里是有着一些危险的，而电影院内厅却要安全多了，它的华丽的幽暗有一种蔽身的效果。我们手里捏着电影票，脚步匆匆走过马路，到了这里，就放松下来。检票员撕去半截票，等于发放了通行证。放映厅还暗着灯，电影开场早着呢，我们就在这里尽情地玩耍吧！由于空旷无人，我们轻轻的说话声都激起了回声，我们耳语般地交谈着，交换着对照片上的明星的看法。我们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追逐，以暗影作掩蔽捉迷藏。然后，人就渐渐多了起来，玩起来虽然不那么自由了，可却热闹了，有些回到人间的意思。因为临近开映，内厅里亮起了灯光，这也叫人温暖。挤在人堆里，我们很安心。方才自个儿玩耍的情形，显得有些寂寞了。然而，这一次，就在临进场的时候，我们的电影票找不着了。那撕去半截的电影票是捏在手心里的，可不知什么时候却松了手，玩起来总难免忘形。我和姐姐脸色都变得煞白，我们先是不相信似的上上下下使劲掏口袋，期望它是躲在哪个口袋角里，然后则满地地找寻。我们在树林般的腿之间摸摸索索，手摸得漆黑。还是一无所得。人们都渐渐进场了，我们就留在内厅里悄声商量着。我主张去向领票员坦陈实情，看他们怎么说。姐姐不同意，说这样一定不会让我们进场看电影。我以为不进场回家也是一个办法，否则还能怎样？姐姐比我年长几岁，更有胆略，看电影的要求也更强烈。她说反正我们已经进了检票口，进放映厅不会再次检票，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的座位号码。这实在是一个冒险的计划，万一半途查票，万一有人捡了我们的票前来看电影？这场电影我真的不要看了，这时候回家真是个解脱。可姐姐不由分说，她说她想起了我们的座位，拉着我就进了场。

我们在姐姐说的座位上坐下，每一个人看我们的目光好像都存着怀疑。人渐渐坐满了观众席，焦虑等待的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那就是，有人拿了票过来，说，这是我们的位子，你们的呢？没有，没有人来。灯却暗了，银幕亮了起来，电影放映了。这一场电影从头至尾，如坐针毡，令人不解的是，这部电影每个细节竟都记忆犹新。没有一场电影是看得这样滴水不漏的了。我们克制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强使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这实在很艰巨。电影的名字叫《自有后来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原型。电影里的场景多是在夜晚、火车站、工棚，还有监狱和刑场，气氛阴沉。这气氛被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扩张得更加浓郁。故事到了悲情之处，我们都哭得分外伤心。这场电影真实地引起我们的悲恸之情，谈不上是享受，而是经历浩劫。直到走出电影院，还不能自已。正午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眼睛是红肿的，脸上布着泪痕。虽然结果不错，安然无恙，我们显然是坐对了座位，姐姐的判断和记忆力都属上乘，可是事实上，这次过失对我们造成了伤痛。这伤痛是以对这部电影记忆清晰来体现的。

遗失电影票到此还没有完，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也是在同一个电影院，事情的结局却要悲惨得多。要说，我们也实在缺乏吸取教训的经验，居然会在同一个地点犯下同一个错误。这个电影院的幽暗内厅就好像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布景华丽。

下一次夜场的电影，我和邻家的同龄男孩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是单位里发的电影票，他一张，我一张。这一天我过得很不顺心，和姐姐吵架，和保姆吵架，没有母亲来打圆场，事情就没有公平的了断。这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公平，由于不公平而生的委屈使我闷闷不乐。没有人安慰，只有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晚上这一场电影无疑是一个契机，可扭转这一日的局面。电影是个纪录片，名字就没什么吸引力，我便自己给它增添一些令人鼓舞的内容。我和邻家的男孩早早就出了门，我还带了一整只豆沙月饼，是母亲早晨出门前分配给我的下午的点心，我一直留到了晚上。我一边吃月饼一边走去电影院，加强着这趟出行的快乐。街上匆匆行路的人，大都是在往家赶，是吃晚饭的时候。想到人家都将围坐在晚饭桌边，而自己则走在街上，不觉心生凄凉。天光还很明亮，却是暮色的光明，晚上单独出门，总有一些大胆的反常的色彩。我不知不觉吃完了一整只月饼，心情却没有明显的改善。邻家的男孩对单独出门要比我有经验，他熟悉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商店和每个弄口，时常伫步，进去逛一圈，看看商品，或者进弄内小便池小便。他甚至还提议走过电影院，到更远的街上走一走。出了门，我举目无亲，就只有听他的。我们没有目的，却步履急促，远兜远绕再回到电影院前时，路灯亮了，使得本来还亮着的暮色沉暗下来。街上多了一些人，是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度他们的夜晚。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正常而对头啊，而我们的，却总有那么一点不对头。路旁的商店也亮了橱窗，呈现出繁华的夜市景象。有些市声浮起，不夜城拉开了帷幕。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门厅，厅里站了些人，或在票房等退票，或在欣赏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街上的繁闹漫进了电影院，使这里变得有些嘈杂。

来到了这里，心头的阴霾稍稍驱散了一点，略感轻松。电影院里的嘈杂，有一种暖意。由于时间不早了，内厅已亮了灯，有些灯火通明的意思。放映厅也开始放人，从帘幕后透出观众席里的灯光。人们或进场，或在内厅流连。可是我却丢了电影票。我的电影票，不知什么时候，又丢了。邻家的男孩是个处事老练的孩子，他带我去和检票员商量。为证明我确实有票，他拿出他的票，还有单位寄票来的油印信函。并且这一回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座位号码，就和男孩的挨着。因为有了前次丢票的经历，我认定记住自己的座位很有用处。男孩说，假如我的座位又来了新人，我就退出。检票员是个挺面善的妇女，她耐心听完我们的陈述和建议，说，我可以在这里等着，等到电影开场时，那座位还没有人来，我便可以进场。这样，邻家男孩就进场到他的座位上，而我，则站在检票口等着。男孩不时从场内出来报告，那位子还没人来。我站在检票口，紫红色的丝绒缎穿过金属立架顶上黄灿灿的铜球，连起来，在每两个立架之间，它优雅地垂成一个弧度，看上去华丽极了，也冷漠极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内厅。棕色的地板蜡，在灯光下柔和地反光，有淡淡的人影，交错移动。人们不断拥入放映厅，川流不息。原来这里的气氛也是很熙攘的，几乎是甚嚣尘上。然后，高潮过去了，人都进了场，只有几个迟来者，零零落落地来到，进场。内厅渐渐冷清，灯光照在空荡荡的打蜡地板上，显得有些寥落。看电影的心思已经很淡，站在检票口，我感到极其窘迫，看不看电影我都无所谓，只是等待事情的结局，否则这一天就完不了似的。事情怎么结束，我也无所谓，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什么也扭转不了局面了。男孩终于带来了最后的消息，那座位上来了人，一个流气的中年人。男孩甚至上前问他，哪里来的票，中年人竟也回答了他，说是买的退票。事到如今，向来沉着的邻家男孩，也不禁惊慌失措起来。检票员同情地对我说，这就没办法了。她的同情也叫我窘迫。我和邻家男孩在检票口分了手，彼此都有些可怜。我一个人走下检票口的台阶，走出门厅，走到夜幕降临的街上，感到自己非常的狼狈。这狼狈的感觉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它遮盖了这一天下来所有的不顺遂，又将这一天的不顺遂推上了一个高潮，最终完成了这倒霉的一天。

很多年以后，我们早已经搬家，离开了这个地区，有一次我又来到这个电影院。电影院的内厅一角开辟了一个餐厅，供应得克萨斯州牛排。和所有的电影院一样，由于电影市场的不景气，它必须扩大经营范围。我在餐座上坐下，要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牛排。已经过了午餐时间，餐座上只我一个顾客，只这一角亮着灯，其他地方都暗着。两个小姐站在吧台里，轻轻私语，但在这寂静的空荡荡的厅里，声音却非常清晰，连说话的声气都一丝不漏地传进耳朵。餐座是在内厅的最深处，望出去，门厅外阳光下的马路显得十分幽远，那里的声息到了门厅里便偃止了，漫不进来了。因此，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无声的银幕。而内厅的中央则黑着，就像一个演出结束后的舞台，演员都退场了，布景在黑暗里沉默着，可是只需要一束追光，它便活了过来，戏剧又将开头，继续。可是追光没有亮起。倒是在黑暗和沉寂中，窸窸窣窣地上演着一些情节。

就在我吃得克萨斯州牛排的当口，厅的中央悄悄地摆起了一张长桌，然后聚拢了一些人，有瓜子糖果倾倒在桌面上的沙拉声，还有茶杯搁在桌面上的磕碰声，椅子从地面上拖拉过去的响声，人们说笑的声音。人们正常的音量的说话，反倒是有些虚飘，好像在空寂中挥发了，传进耳朵的所剩无几。所以内厅并不因为这群人的加入而热闹起来，他们甚至是使这里显得寂寥了。切切磋磋的声响过去了，有一个声音独自响起，在做一段郑重的发言。原来，这是在欢送两位老职工退休。发言说，这两位老职工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光荣退休的年纪了。我望过去，看不见那两个今日的主角，但猜测是在桌子边上最沉默的一角，那里机械地传来嗑瓜子的噼啪声，而相比之下，别的方向，声音是活跃轻松的。他们应当是在我独自去看电影时候的放映员、检票员，或者领票员。在我那个忧伤年代里，他们正是壮年，是电影院的主人，沉着、镇静，充满力量，对一个处在忧伤的成长阶段的小孩子视若无睹。就在这一刻，舞台上的追光亮起了，我好像看见了那孩子，初出家门，在这里茫茫然地滑行。这里是她在喧哗世界中找到的蔽身之处，这里的暗和光都是用来保护她的。成长是忧伤的，稚嫩的身体一点点地失去保护，所有的接触都是粗暴的。要通过多少日子，她才能触摸到粗暴的深处的那一点暖意。这暖意也并不是来自什么爱之类的情感，而是从你我他的生活的艰辛里，迸发出来的人之常情。可是，在最初的时候，什么都还谈不上，只有粗暴的感觉，尖锐地损伤着心灵。

一切又都处在无意识中，不知道什么是忧伤，不知道这就是忧伤。直到我卷在紫红丝绒门帘里，听见了放映厅里，女领票员的哭泣声，所有的郁闷才有了命名，我才睁眼看见自己的处境。就像先前说过的，我的忧伤拔开了瓶塞，喷涌而出。我已经忧伤了多么久了，可我一无所知。

我总是敏锐地感觉到不公平。这是由于所处的被动位置。我没有能力决定某些事情，权力在大人手里，他们仅只是随心所欲，便决定了我的快乐和不快乐。而且，在这个成长的时期里，使人满意的机会似乎非常少，被我们严格地挑剔着，它往往是相对存在的，在比较之下才能体现出快乐的意义。这里含有着一种竞争的内容，而我总是敏感到自己处于竞争的弱势，预先就为失败的结果而愤怒起来，事后又为这丧失要伤心许久。于是，这不公平的感觉便布满在这一时期里，成了阴影，遮住了少年时代的光明。

事情总是围绕着电影发生。开头却是一场舞剧，是母亲单位里发的票，仅只一张。当然，隔壁男孩的父亲也得到了一张。这票子是在舞剧开场前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发下来的。是夏天的傍晚，姐姐和母亲带着弟弟在弄堂散步，我一个人在家，什么都不知道。只看见姐姐忽然冲进门来，拉开抽屉换好衣服，又冲出门去。我听见她招呼邻家男孩的声音，还有男孩蹦跳着响应的声音。事情的发生猝不及防，等我追出门去，只看见他们快乐的背影，在弄堂转弯处，倏忽消失了。我转而追问妈妈，他们去了哪里。妈妈支吾了半天，实在被逼不过，道出了真相，他们是去看舞剧《椰林怒火》。我顿时大怒，深感不平。这一回，我气得非常厉害，很多天不能平静，不和任何人说话，生着闷气。有时气得过不去了，忍不住自己找着理由解脱。有一个很好的解脱的理由，那就是母亲的允诺。她说下一次有票，一定让我去。当我被生气折磨不过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允诺。起初，连这个允诺也安慰不了我，因为我总是顽固地抓住已经丧失的不放，而丧失的是无法挽回的。这有些不讲理，还有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可我就是不能不这样。我的思路非常狭隘，我过于尖锐地感觉到丧失的不可挽回，然后陷入悲愤不可自拔。然而，生气是那么可怕，生活变得很难熬，四周一切都愁云惨惨，暗淡无光，天性又是渴望快乐，不得已的，只能妥协。我最终接受了这个允诺，使自己渐渐平息下来。

我敢说，母亲一定是忘记了这个允诺。因为有一些时间过去了，实现允诺的机会却没有来临。倒不是说母亲单位再没有发票看电影和演出，而是发两张票是无法体现这允诺的。两张票，正好我与姐姐同去，她还是比我多看一场。甚至有一次真的发了一张票，可是邻家男孩正好生病，他的妹妹很幼小，不可能离开大人去电影院，所以把票给了我们。姐姐依然比我多看一场。我们依然扯不平。可是这些票来票往却使人们忘了还欠着我一场，只有我记着。事情已经不止是看一场电影或者演出，而是要消除我的不平。我的身心都急需要这次实现允诺来摆平，否则，这将形成严重的创伤。没有人明白这些，人们以为事情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一切都将从头来过。时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临的。

这一次，事情有着足够的准备时间，不像上一次，要看谁下手快，而我凡事总是比年长我三岁又生性机敏的姐姐，要慢上一拍。这一次，一星期前就收到了电影票。然而，无济于事，时间带来的是不安和焦虑。由于这是一场招待会性质的电影，在放映电影之前，还要演出几出小歌舞。其中有一出是舞蹈《洗衣歌》，由少年宫舞蹈队演出。姐姐班上有两个女生是少年宫舞蹈队的队员，平时腰里系着黑色的宽腰带，夏天人家穿裙子，她们则穿人造棉的练功裤般的长裤。所有的少女都特别崇尚舞蹈，可能是出于一种表现欲，表现她们刚刚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两个女生是姐姐崇拜的人，她们练功，排练，演出的细节，都使姐姐羡慕不已。所以，早在这张票决定给谁之前，姐姐已经和她的同学说好，这天一定要去看她们的《洗衣歌》。虽然，一切都是背着我进行，可姐姐向妈妈下的工夫，是可以想见的。票子依然是她的，还是她和邻家男孩去。由于时间充分，母亲回绝我的理由也很充足。她说我还小，她不能放心我与邻家男孩，两个同龄的孩子出去，因为这一回的电影院是远在南京路上的“大光明”。事情悲惨的就在，尽管有时间作改变，却一点也改变不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看电影这一天来到，不公平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星期天的早上，姐姐和邻家男孩欢天喜地地出了门，我的生气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气，它使我非常的压抑。我又开始不和任何人说话，同时则感到深深的孤独。谁都不知道在我顽强的沉默底下，身心遭受着怎样的折磨。有时真是受不了，就问自己，是怎么会到这一步的？于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又在脑海里走一遍。事情重新上演一遍，心中的气恼就再添一成。这又是母亲早出晚归的日子，我的抑郁没有人注意到，谁能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呢？我抑郁地上学下学，在弄口看车水马龙的街道，直看到暮色沉暗，华灯初上。倒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快乐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发生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和姐姐或者邻家男孩一同玩耍，我就努力地笑，以使自己从抑郁中脱身。可是笑过了，闹过了，抑郁还是如故。没有办法，我救不了自己。前面所说的，和邻家男孩一同去“国泰”看电影，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姐姐很大度地将这张单独的电影票让给了我，倒不是她还记得对我的不公平，以此作补偿，而是她对纪录片没有兴趣。谁对纪录片有兴趣呢？可是没有它就什么也没有了。即便是获得了补偿，我也高兴不起来。就像前边说的，我努力振作自己，收效甚微不说，还遗失了电影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的抑郁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在这么长久的抑郁之后，我的再一次陈述事实使她无法置若罔闻。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她问我。母亲的恳切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着成年人的狡黠，实际上是推卸了他们对事情应负的责任。她就这样问我，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我回答不出，流着眼泪。这个问题还碰着了我的痛处，事情的不可挽回使我痛心疾首。这是个悲惨的痛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可挽回地失去。失去了就再不会有了，没有补救的办法。母亲的问题真是问到节骨眼上了，她把事情最痛心的要害提纲挈领地拎了出来，但这也确是我此时此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只能和母亲合作，几乎没有思考的，我提出要看一部电影。这个要求没有遭到反对，母亲一口答应，给了我超过一张电影票的钱，甚至没有规定我去哪一家电影院。本是带有挑战的意味，不料却立即被接受，事情解决得太过容易，反使我不满足，情绪并没得到缓解。我没有兴致走到更远的电影院，而是去了最近的淮海电影院。那里正放映故事片《生命的火花》，是由小说《军队的女儿》改编，而我刚刚买了一本《军队的女儿》，十分入迷。应该说运气不错，并且一切顺利。我及时地买到了票，临进场也没丢失电影票，电影且相当令人感动，整场电影，我都抽噎不止。走出电影院，是下午三点半光景，太阳正好。因是星期天，这条全市著名的商业街分外热闹，人头熙攘。我终于平静下来，不公平的感觉不再咬噬着我的心，抑郁也不再那么沉重压迫我。我只是感到十分孤独，经过的一切就好像砌起了一座高墙，将我和人群隔离开来。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与我相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太阳也是两个太阳。我们互相从彼此的影子上踩过，仅此而已。由于我没有认识与表达的能力，许多感受都处在无法交流的封闭状态，这就是我孤独的原因。

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身心里某一部分因得了特殊的养料，在疯长。而另一部分则因养料不足，几乎处于停滞。这种养料不均衡的状态即便是在短时间内结束，但造成的不均衡的长势，却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茁壮的部分以强大的吸收力掠夺着养分，瘦弱的部分则不因为养料匮乏而衰退生长的欲望，甚至由于受到压抑，它们具有着更大的动力。就这样，你争我夺，争先恐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什么都是不协调的，难看而且痛苦，由于盲目而深感绝望。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的多余。这多余的感觉是由里及外延伸的。自己的手脚首先是多余的，不知往哪里安置才妥帖，这已经足够使人变得笨拙了。然后是自己的嘴是多余的，特别想表达得出色些，叫人注意，发生好感，结果出来的不是废话就是蠢话，或是招来不屑，或是招来嘲笑。挺好的话，一出口就变了，就失了分寸，有的重了，有的轻了。最终是，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时一群人站在那里，满心渴望参加进去，于是便向那里靠拢。可刚刚接近却发现人们都停了说话，看着自己，似乎是受到了侵扰和妨碍。无论是多么蹑着手脚，脸上笑开一朵花，甚至于有些谄媚的，结果还是一个，人们停了说话，并不转身，却用眼睛乜斜着你。自尊心和自信心便在这一刻，被击得个落花流水。为避免这样的窘境，便去找那些更小的孩子玩。和他们在一起是可以称王称霸。慑于年长和强力，他们一律唯唯诺诺，还很讨好，可就因为此，却再一次发现自己的多余。他们是好好的一伙，眼光里全是默契。他们以示弱的姿态排斥了外来的侵入者。在这个时期里，年龄的分界是极其细微的，大一岁小一岁都隔着鸿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就特别难找到同伴。内部生长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部关系的不和谐，这使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尤其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困难的处境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一切都放大了。

这时候，我的外貌变得很厉害。我的脸拉长了。原先那种儿童可爱的圆脸形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儿童的娇嫩肌肤也消失了。脸色很黄而且粗糙。再要等上许多日子，少女的光润的瓷白肤色才会降临，随之而来的，还有少女的匀称结实的体格。而现在，却形销骨立，颜色暗淡。我的眼睛开始近视，看远处便习惯地眯缝起眼睛，鼻梁上堆起皱纹，额上也全是抬头纹，看上去就有些歪鼻斜眼的。我的牙齿参差不齐。气管炎使得我长时期张口呼吸，导致口腔狭小变形，新长的牙又明显大于乳牙，便前凸后凹。有一个时期，我不得不整天戴着牙齿矫形器，引来人们好奇的询问。于是我便与母亲讨价还价，今天戴，明天不戴，最终不了了之。我的发型也很糟糕。从小就是姐姐梳长辫，而我剪短发，这曾经使我像个日本娃娃。而这时头发变硬变多，七支八楞，很难修理伏帖。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处在可爱儿童和美丽少女之间，似乎也很难引起理发师的兴趣。有几次，我的头发剪得完全像人们俗话说的“马桶盖”。而我却不能自作主张留辫子，因为梳什么样的头发都是母亲决定的，虽然头发长在我们的头上。母亲的权威是不用怀疑的。我的胳膊和腿又细又长，每一件衣服的袖子都远远地缩在手腕以上，胳膊肘以下。裤腿则吊在脚踝上一二寸的地方。那时还没发明化纤织物，棉布的缩水简直是雪上加霜。而且我的横和竖大大不成比例，够长的衣裤在我身上就成了大布袋。我的身高已经不能穿童装，成年的女装于我要多不合适就有多不合适。最好的办法是量体裁衣，去裁缝铺做。可没等衣服做好，我又变了尺寸，不是这里长，就是那里长。好像我总是处在不安的变化之中，身体内的生长激素分外活跃和兴奋，不停地改变它们的作品。我时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在我的眼里，自己的形象是不确切，不肯定的。我甚至怀疑人家眼睛里的我和事实上的我，是否同一种形象。我对自己充满了犹疑。

最坏的是我的表情，总是动个不停，却显得十分呆滞。这就是紧张。事实上，我无意识中，一直在模仿着别人的表情。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着这样尖锐不调和的生长时期。许多孩子顺利地度过。他们协调系统特别完善，这使他们镇定自若。他们目光稳定，谈吐自如，而且表情生动。他们往往是我羡慕和学习的榜样，我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其实那都是皮毛，实质是自我调节的功能，学是学不来的。这是一种类似遗传基因的素质，潜移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这种孩子的各方面发展都呈平均水平，这是协调的保证。他们的智能一般是中等，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在成年之后获得良好的社会成绩。而那一类有着折磨的生长过程的孩子，面临的危险则要大得多。他们的不平衡生长往往是因为暗藏着某一种特质，这种特质的活跃，打破了均衡的态势。它就像人体中某一种特别有生机的细胞，迅速地分裂繁殖，变质为异常细胞，前途不知是凶是吉。我模仿着那些幸运孩子的可爱的神情。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无论动静都是美的。这种美来自松弛和心底安宁。他们还特别善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有一种天然的驾轻就熟。因此，他们就变得形象鲜明。而我却是模糊的。就像我不能确信自己的长相一样，我也不能确信我的个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这使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是“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这时候，我认识了隔壁弄堂里的一个女孩。这个结交也得益于其时的“四清”运动，父母早出晚归，或者一周一回，根本顾不了我们的社交。我们才有可能去搭识邻弄的孩子。这是一条嘈杂的弄堂，居住的大抵是低薪水、多人口的小职员家庭。房子是进深而阔大的旧式楼房，有着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房间，住户甚多，于是就成了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他们与我们的弄堂之间，本来隔着一堵墙，但是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拆除了，为了取那墙里的钢筋炼铁。从此，这两条弄堂就打通了。那条弄堂的孩子，就像放羊般地放养着，而我们弄堂，孩子少，管得严，因此胆小如鼠，我们总是龟缩在背静的后弄里，悄悄地玩耍。这样，我们的宽阔的前弄堂，便拱手出让，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分为男孩和女孩两拨，男孩的游戏是踢球和打架，女孩的游戏却很新颖，是体操和舞蹈。她们吸引了我们的好奇和妒忌。有一个阶段，每到下午放学以后，她们便来了，而我们则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在底下的弄堂里蹦跳。她们的头是个面容秀丽的女孩，就是她带领了游戏。她是区少年体育学校体操队的成员，同时还是学校舞蹈队队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另一所小学，一座民办小学。我们弄堂的孩子，都有办法不去那家小学，而去现在的重点小学。我们的小学没有舞蹈队，却有着全市著名的合唱队，用假声唱四部合唱。可就像前面说过的，这个时期，我们都向往舞蹈。

这个女孩打动了我们的心，她身体矫健敏捷，姿态活泼美丽，而且很会说话。她极善表达，她的声音沙哑却不失润泽，口齿清晰。当她向你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我们都对她着了迷。当然，最初时，这着迷是以仇视来表达的。后来，我们不打不成交，她成了我们的座上客。她对我们挺巴结的，这多少平衡了我们的心理。就这样，我们不再掩饰对她的着迷。而她也竭尽才能，做出最好的表现，回报我们。她跳舞给我们看，讲各种趣闻给我们听。她的学校生活显然比我们的丰富多了，她的阅历也比我们丰富多了，相比之下，我们真是白上学了。她的阅历大部分是和老师顶嘴，很有戏剧性。在她的讲述中，活脱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直爽，大胆，泼辣，且又妩媚。她实在是了不起，竟能和老师这样针锋相对，并且，结局都不错，不仅获得和解，也没使老师对她反感。听起来，她的老师相当民主。这种经历十分令我们羡慕，她的个性也令我们羡慕。不知怎么，好事都落到她身上了。其时，我们学她走路，学她说话，学她表情。我们的学习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不会举一反三。她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由于使劲太过，难免有些夸张和造作，可也顾不了许多了，我们多么急于变成和她一样的人。

这种渴望由于程度热烈，渐渐成为了一种幻觉。我们在想象中真的成了那样出风头的角色。比较起来，姐姐由于年长几岁，还保持着清醒。当我忘乎所以，特别引人注意地，以那女孩的方式说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时候，姐姐便颇有含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是心照不宣的，令我感到难堪，顿时面红耳赤。可我已经陷进去了，这样的提醒无济于事，更大的难堪还在后头等着我呢！

我开始向人讲述我在学校里的故事。我甚至不懂得旧瓶装新酒，我的故事也是同老师顶撞。受顶撞的老师是一位教算术的男老师，他的教学在区里也排得上号，是学校的尖子。他衣着颇为讲究，头发梳得光滑，皮鞋擦得锃亮，呢料西裤的裤缝笔直的。他挺有风度的，态度矜持。他说话的声音是那种嘹亮的男高音，在脑门那里发出共鸣，美中不足的是，讲课讲到忘形，声音提到高处，猝不及防地，会破，发出尖锐的啸音。这种小小的失常放在别的老师身上算不上什么事，可他的行止是那么一丝不苟，无可挑剔，称得上完美，这点瑕疵就不容忽视了，它甚至成了个大洋相。小孩子是很喜欢看洋相的，越是他们以为不可触犯的人，越是热衷看他的洋相，这很刺激。所以，每逢此时，课堂里便一阵骚动，四处是压抑着的笑声。尽管他不动声色，一点没有停顿地把课讲到底，可依然透露出一点狼狈相。就是这个老师，成为我故事里的人物。他总是被我顶撞得无言以对，所有的口舌之战都是以他败下阵为结局。在这种虚构的胜利中，隐藏的是我对他特别的在意。像这样拔尖的老师，往往会对学生形成严重的挑战，他们以对抗的表现掩盖着内心的佩服、崇拜，还有羡嫉。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老师，在教学中相当能广采博纳。有一回，他同我们讲解某种类型的题目，我举手提出又一种解题的方式，是他没有想到的，备课大纲上也没有。他沉思了一会，说你可以这样解。于是，我便以我的方式完成了作业。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让我解释这种方式的思路。我磕磕巴巴地讲着，他则不时从旁提示我，帮助我完善思路。终于等我讲完，他当着我面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上一个五角星，说，很好。照理说，我与他可以有相当好的师生关系，可是不，我们关系紧张。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原因，我面临挑战。

他也是邻家男孩的算术老师。有一回，男孩对我说，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戒骄戒躁的教育，以我们班上一位女生的活生生的例子作教训，男孩听下来，觉得他所说的这个女生特别像我。真的，就是你，他肯定地说。在这个老师的描述中，这个女生虽然学习不错，可是却很骄傲，所以她永远得不到一百分，当然，她也不会是八十分，因她学习还是不错的，她就总是九十七、九十八甚至九十九，可就是不到一百分，永远功亏一篑。我听了顿时气得满脸通红，我被他形容得如此糟糕，而且倒霉，不幸的是我又无从反击。他并没有当面说过我什么，于是，我也只能在背后做小动作。

我的小动作很拙劣，带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我对班上同学说，他的发型是“包头”。所谓“包头”，也叫“火箭式”，是将头发留长，涂有发蜡，用电吹风从额前高高翻卷上去，梳往脑后，直至颈下，要说“包”，就是“包”在这里，带着庸俗的资产阶级气味。我还将他名字中的一个字略改了笔画，再读起来，就是一个可笑的绰号。这两桩事一无遗漏地被好事者报告了老师。就是有那么多讨他欢心的人。于是，有一天，我又被叫到了办公室。这一回，可不比那一回。要说，这是面对面的时刻，要反击就看这时候了，可我却畏怯地哭着，无法说出一句囫囵话来，时机就这样贻误了。老师是真的生气了，他非常恼火，他甚至站起来，转过身，要我看他的头发，说：“哪里包？哪里包？”他又用手指敲着备课本上的他的名字说：“这是家中老人起的名字，老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封建思想也是正常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师那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再有，那“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政治空气已经充斥着火药味，我的出于个人恩怨的中伤，弄不好会断送他的前途。而我一点没有窥破他的虚弱，反被他的发急样子吓得要死。

这是一次非常屈辱的对峙，我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尽是挨训。事后我有一百句一千句有力的回答，可已经无济于事，等于马后炮。比起我的失败，那隔壁弄堂里的女孩更显得战绩辉煌。她怎么能如此节节胜利，毫无损伤？而我再羡慕她，也只能在想象中扮演她的角色，经历她的经历，我没有她的魄力。这就是我向人讲述的学校故事的来由。应当说，开始时，只不过略略夸张了一点，还没有大出格。可是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的讲述激动起来，我渐入佳境，我越说越多。别看我说的那么多，究其底全是鹦鹉学舌，将那女孩的一套直接搬了过来。我被自己的想象迷了心窍，我甚至不以为那只是想象，而是真实。起先人们还有些怀疑，可到底是经不起我这样汹涌澎湃地说，便也认了，只是流露出缺乏兴趣的样子。因为在那女孩的讲述之后，再有什么样的与老师顶撞的故事，都有重复之感，没有新意。他们都企图转移话题，可我不让，坚持说我的。我的态度是那么凶狠，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下去。

然后，难堪来临了。学校开家长会，父亲在农村，母亲早出晚归，这事就交给了我姐姐。让大孩子管理小孩子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过于热衷权力，免不了会滥施滥用。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在他们的权力欲之下，被任意地摆布着命运。这实在是相当危险的。

姐姐去开我的家长会了。她只不过是个初中二年级生，自以为是个大人，在家长会上，不甘心只做个听众，而要与我的班主任谈谈我的情况。她以为她很有责任与我的老师合作，共同来教育我。她向老师反映情况，但事实只是为了揭我的底，同时引起老师的注意。她说我每天在家就很得意地说，如何与老师大吵大闹，不以为错，反以为荣。班主任对这个情况果然重视起来，她认真地说，倒没有听说过这事，她必须去调查一下。姐姐从家长会上回到家，劈脸就说，你们班主任说你在学校并没有与老师吵架的事情。她这一下可说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顿时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姐姐脸上便露出得意的神色。我猜想，她从来就没相信过我那些逞英雄的故事，只是没机会戳穿我罢了。以后的事情都很难堪。第二天去学校，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事情的究竟。我说不出一句话，班主任困惑又奇怪的眼光使我无地自容。她说，她已经去调查过了，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不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解释。那遭我编派的老师这次倒没有找我谈话，只是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去他那里领取全班的算术作业本，他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以后不要瞎讲了噢。

这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就是说不清。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因。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但在这时，它就像河底湍急的暗流，制造出危险的翻船事故。我们看不见它的流向，做不到顺流而下，相反，我们常常顶着上，或者横着来，结果就是失败。生命的欲求此时特别蓬勃，理性却未觉醒，于是，便在黑暗中摸索生长的方向。情形是杂芜的。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痛感间杂在种种莫名的感觉里，使我们不能突出地辨别出它来。这也好，免去了痛苦，这阵子，我们已经够难的了。

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处境。这处境有时候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来进行认识。别人的某时某地的情形，如镜子一般照出了我们的。就像我在电影院放映厅门口，裹在紫红丝绒门帘里，看见了那妇女在哭泣的时刻。这很偶然，但总会有那样的时刻。还有一次，是母亲被分配到一个新单位参加“四清”工作，临去前夕，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来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周围都是陌生人，心中很是害怕。母亲将这个梦讲给我听，我不由黯然神伤了许久，感到非常悲哀。这个梦在某个方面触动了我，锁在朦胧中的抑郁世界似乎初露端倪，是不幸的端倪。原来是这样一无所助的，我们处在冷漠之中。其实早就是这样，而我们一无所知。沉睡的理性好像突然向我们眨了眨眼，再重又入睡，可就着这点倏忽即逝的微光，我们也看见了身体周围的一圈，我们孤零零的。其实这就是独立的最初状态，我们赤裸裸的，没有一点披挂和掩饰，任何时刻都会遭到袭击。

独立是极其孤独的。我们好像一下子与人群失去了联系，所有交流此时都中断了，这有些像幽闭症的处境。我们用闭关自守来抗拒危险，恐惧一触即发，犹如惊弓之鸟。弄口有一个街心花园，沿着马路。每天放了学后，我总是一个人来到这里，坐在铁栏杆上，看着街景。直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在暮色里，我感到很安全，它掩蔽了我，并且隔离了我与周围行人。路灯亮起的一刹那也很温暖，天光未灭，它们就显得有些微弱，黄黄的，一点不刺激人。街上行人都模糊了身影，我也模糊了身影。此时，我好像获得了自由，身心都很解放。我放松了身体，任它在铁栏杆上扭曲成古怪的姿势。这姿势令我舒适。我的情绪也缓和下来。由于没了压迫，它反而变得很柔软，有一点点伤感，但温温和和的，一点不伤心。这一刻真的很享受，所有的焦虑都平息了。

这时候，我们的有限的户外活动都在后弄里进行。和所有的后弄一样，它很阴沉。阳光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照到这里，多半已是相当微弱了。所以它还很潮湿。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弄堂与隔壁弄堂之间的墙拆除了，这样，后弄就正对着隔壁弄堂的一面山墙。山墙已有了年头，墙壁剥落了，裸露出暗红的砖，有一些背阴的爬墙植物。和所有的山墙一样，它的顶部呈三角形，在那尖顶下面，有一扇永远关着的木窗。木头框子都朽了，是黑色的。窗玻璃积着成年的灰垢，也是黑的。山墙下是一块空地，没有铺水泥，是裸露的泥土，既不长东西，也没有人来。这小小的一块空地，却将荒凉之气扩散开来，蔓延进我们的后弄。那扇木窗里有一些动静，是一种沉闷的空洞的声响，寂静中，突然地嗵嗵嗵一阵。倘若这时我们正走过空地，要拐进我们的后弄，就会惊得魂飞魄散，拔脚就跑。其实，那是一扇楼梯口的窗户，是腐朽松动的楼梯上的脚步声。

我们这排房子的后门对着一座高墙，高墙和房子之间的那条窄道，就是后弄。墙那边是一个辽阔的大院子，是党校的校园。那里原来是著名的震旦女子大学，一九四九年以后，震旦女子大学没有了，就由一所重点中学和这所党校分割了校舍与园地。后弄的高墙那边，正是属于党校的那部分地面。即使一分为二了，那园子依然很大。震旦女子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所以，从楼上的后窗，可看见那建筑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拱廊，拱廊里有一座石雕的立像，一母携着一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也许是因为雕刻粗糙，它在我们远远的视线里，显得模模糊糊。但是，在那种空气澄澈的夜晚，它们的立在空廓夜幕前的静静身影，则变得边缘清晰。它们有一种寂寞的安详，令人感动。我们有时在后弄里打羽毛球，羽毛球很容易就飞过墙，从墙的那边落了下去，无影无踪。我们曾经壮胆去寻找我们的羽毛球，那就需要走出弄堂，走过一段马路，再走进另一条弄堂，那另一条弄堂的底处，才是党校的大门。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地理位置，我们的后弄与党校的园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好容易说通了党校的门卫，踏进党校的园子，却茫然起来，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举步。我们在党校的园子里兜着圈子，寻找着那座高墙，高墙下的羽毛球。墙下长着杂树和杂草，相当茂盛，就像一个小树林子。夕阳低低地斜照过来，树叶和草丛毛茸茸的，我们的羽毛球就停在那里。我们撒开脚步向它奔去，杂草在脚底柔软地倒伏了。这时，我们看见了高墙外的我们的房子。它变得面目陌生，高墙也面目陌生。它们看上去陈旧而且灰暗。隔壁中学的下课铃声响起了，在这隔成两半的大园子里游荡，余音拖得很长。

这就是我们的后弄。它阴沉，寂寞。可就是它，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我们跳绳，踢毽子，造房子。形形色色的游戏磨损了它的地面，使它布满裂痕，并且高低不平。我们吃下的瓜皮果壳还会堵塞阴沟，害得污水外溢。所以，它就变得破烂和肮脏。我们就是喜欢在这里玩，前弄其实宽敞明亮，阳光普照，可是它靠近马路，生人较多，不如后弄来得隐蔽和安全。看，我们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龟缩在弄底，高墙的投影笼罩着我们。我们一律面色苍白，四肢细弱，并且神经过敏。我们像惊弓之鸟一样，老是自己吓自己。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们就吓得个半死。我们的惊恐不是造作、装腔、人来疯，全是实打实的。我们常常在后弄的转弯口，突然飞奔起来，压抑着尖叫，直奔进家门，心像擂鼓一样在跳。后弄的沉郁已经濡染了我们的心，它对我们的迫害是很深刻的。可它就像我们的躯壳，收藏着我们的灵魂，像宝宝一样揣在怀里，摇啊摇的。

不知道这是在成长的一个什么节骨眼上，我们变得如此脆弱，胆战心惊。有一阵子，我们特别惧怕对窗的灯光。那一排窗距离我们很远，是在我们房子的前面，隔着另一所中学的大操场。我们用一条纱巾蒙着头，透过纱巾，那灯光就变得很诡秘。它的光涣散开来，光的纤维飘荡游动。奇怪的事情在于，那一排窗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一扇亮着灯，其余都暗着，这使我们更有理由惊惧了。一到晚上，我们将这条纱巾传来传去，去接受那灯光给予的惊吓，然后在惴惴不安中入睡，让噩梦来侵扰睡眠。我们在这神秘灯光的惊悚之中，沉溺了一段时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刺激。对，问题就在这里，惊悚给我们刺激，它似乎是我们生长的需要。这是一种不甚健康的需要，体内某一种腺素在活跃着、亢奋着、要求着这种不正常的养料。夜幕中那一排黑洞洞的窗户里，按时亮起的一扇，向我们传送着一些晦暗不明的气息。楼房的暗影，还有楼房与楼房间的空地，都怀着沉郁的晦涩的表情。它浸淫了我们。这时，我们怀着寻密探幽的心情，我们放学不从大马路上回家，而是在窄巷长弄里穿行。似乎，所有的弄堂都有着蹊径别路，它们四通八达，将弄堂和弄堂结成一张网。真是有想不到的发现，忽然就走到一条背静的夹弄，有时候则是相反，一条背弄神秘地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就好像一团乱麻的一个线头，来无影，去无踪。即便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它们依然保持有各自清晰的、不容混淆的面目，这面目来自它们各不相同的生活。那全都是离群索居的。我们也是离群索居。

这一条夹弄得自姐姐的发现，她吊了我们几天胃口，然后在我们强烈的向往之下，带我们前往。这条夹弄其实算不上夹弄，它只是两座相连的楼房之间的一道狭缝，缝中是一条干涸的阳沟。我们只能分开脚，跨过阳沟，踩住沟的边缘，一步一步挪过去。墙就蹭着我们的肩，从这头走到那头，已经不成人样。身上是墙上的灰，脸上头上蒙着蛛网和小飞虫。阳沟散发出昏晦的气味，决不是臭，甚至连难闻都算不上，但却令人黯然。它给了我们一种晦涩的乐趣。我们来来回回地从狭缝中挤身而过，头顶上是一线天，我们就好像身居黑暗的蝙蝠。

这些晦暗不明的嫌恶的快感不知道暗示着什么，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哪一部分有着关联，我们的好奇心变得十分怪诞，这是一个心理阴暗的时期。就好像白昼和黑夜交替，我们进入了黑暗。在日头高照的街道上，我们这几个小人儿就好像阳光里的阴影，勤勉地挪着脚步，走到哪里，阴影就到哪里，所有背弄里的、墙角壁缝里的阴沉，都贯注进我们的身心，积蓄起来，驱散了光明。当这种阴沉达到某种程度，而我们的身心又处在一种极度薄弱的状态，它就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那情形几乎是惨烈的。我们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生长的尖锐的激素咬噬着我们，痛楚是无可名状的、不确定的、不明所以的。寻找突破口，也是盲目的。

在这阴郁的背景上，凸现而起的是我们所居住其中的后弄。那后弄的拐弯一角，是我们的惊怵之地。那空地，空地上方的木窗，木窗里的楼梯声响，在我们心头布满了无尽的荒凉。天黑以后，从那里经过，是一件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幸的事情。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怎样躲避，厄运还是降临。

这时候，少先队的组织很健全，工作很积极。尤其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是一位优秀辅导员。她年纪轻轻，梳两条垂腰的辫子，眼睛黑黑的，令人敬畏。逢有少先队的节日，她便在颈上系一条红领巾，看上去很庄严。她富有想象力，且充满活力。她能够想出许多点子，活跃我们的学校生活，以及课余生活。我们的学校就在方才我说的街心花园前的那一排民居之中，街心花园也是我们的校院。我们的富有生气的活动吸引了居民和路人。谁能想到，在这灿烂的花园背后，有着那样阴沉的夹弄。我们学校有一个电视室，倘若有好节目，便会给各中队发电视票。电视票不多，每个中队只四张，各小队一张。中队以班级为单位。和所有的学校一样，我们学校已经少先队建制了。这一张电视票发到小队，要进行讨论和推举。讨论是严肃认真的，花时很长，难免会有不快发生，但最终还是意见一致，口服心服。这带有一定的奖励优秀的用意，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终于轮到我了。这晚的电视是电影《小足球队》，我早已看过，并且还看过电影的前身，话剧《小足球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不止是电视，而是荣誉。我兴奋了一阵，紧接着便愁上心头。看完电视，我如何走进后弄，最终回家呢？学校和家只有一条弄堂的路程，可是却隔着后弄。这问题梗在心里，使我心事重重。然而，我不能不去，也不能让给别的同学，事情太不一般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看电视。

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后弄里还有一两个人进出，后门碰响着。面对后弄的厨房也都亮着灯。我匆匆走过后弄，说不上有什么高兴，相反还有些凄然。人家都回家，而我，却走出家门。家人对我的夜晚出门都不以为意，没有人挽留我，叫我不要去，我只得去了。学校也暗着灯。白天喧哗的学校，这时变成了一座空房子，脚踏在楼板上，会激起了回声。只有电视室亮着灯，传出些声响，却显得更冷清了。不过，明亮的电视室毕竟叫人安心。老师们彼此打趣着，不像平日里那样严肃，而是有些随便。同学们则都拘谨着，互相不说一句话。情形似很反常，这时的学校，和平时的，竟判若两样。倘若是在白天，我们就会感到新鲜了，可是夜晚似乎对所有的孩子都有着压迫。此时，我们的兴致都有些低沉，还有些不安。小孩子天黑是不能出门的，出门的经历大多不那么愉快。后来，电视打开了，电影《小足球队》开映了。电视室里关了灯，街上的灯却映到了窗户上。霓虹灯变幻着，有些光怪陆离。人们都被《小足球队》吸引着，只有我，心不在焉。电影一开场，我就开始为回家担心。

我先把在场的同学扫视一遍，看看有哪个可与我哪怕同一段路。就是说，倘若是住在隔壁那条弄堂里的也好，我也许可以厚着脸皮要求他送我一段。至少有那一段同行，趁着一股子劲，我也可以冲进后弄，推开后门。可是，没有隔壁弄堂的同学。没有人与我同路。然后，我便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走后弄，还是走前弄？前弄虽然略微可怕得好一些，可是，前门却不像后门，总是开着。它从里面拴上，与房间又隔了一个小院子。通小院子的门到了晚上，就锁上了。所以，走前弄就必须叫门，然后等着开门。最后才能进入安全的家。后门呢，就比较简单。走过后弄，直接就可奔进家门。可是后弄是多么阴森啊！我禁不住地打着寒战。走过后弄回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前弄呢？要是家人听不见我的叫门声？即便听见了，我又需要在那里呆多久？一个人呆在黑暗的弄堂里，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反反复复的权衡比较之下，这两条弄堂被一遍遍寻根究底的掂量，不断地增添着阴森的程度。恐怖攫住了我的心，我渐渐失去判断力。一直到电视结束，走出电视室，我都还不知道走哪条弄堂回家。

这时候，即便是对于大人，也是个较晚的时刻了。街上的人不多了，街心花园里黑而寂静。我们这些看电视的小孩子，分散在花园里，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我走进了大弄堂，街灯离我越来越远，我很快就不再看见自己的身影，眼前是一团黑。由于眼睛近视，这黑夜就更深了。我脚步越来越快，有一项决定也迅速地成熟，那就是走前弄回家。我转进了前弄。一进前弄，我便控制不住了，奔跑起来。此时，后弄的阴森黑暗如同洪水般从身后汹涌而来，前面则是前弄里的空旷的黑暗。我惊恐地失声大叫，叫妈妈开门。我凄厉的叫声震惊了整条弄堂，所有的窗户，都在这一瞬间亮了。

幸而，肌体是健康的，而且，还是纯洁的。这些都给予了承受和抵抗的力量，平衡的机制最终将发生作用。尖锐的冲突达至濒临极限的时分，剧烈的疼痛便要求着和解。这不止是妥协和软弱，还是服从生长的需要。越是尖锐的冲突，和解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和解的过程也越是艰巨。冲突之后达到和解，身心都将焕发和平的光辉。这是一种深刻的安宁，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之后，终于获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极其正常，而且向上。它是在我们生命的初期，儿童的年代，身心还没有受到疾病与遭际的侵害，健康和纯洁都无损伤，一切处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去走向和解。

我们家的院子就只巴掌大，却是我的广袤的田野。就像我去绍兴鲁迅先生故居，看见那著名的百草园，我极其惊异百草园竟是这么逼仄，而且乏味，与鲁迅先生笔下的描写相去甚远。成年以后，我们再不会像儿童时那样，善于播种和收获快乐。就这样，我们家的小院子，成了我的大自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是保姆和姐姐有一天从菜场买回来的。另一棵是园林局统一来栽种的法国梧桐。隔壁院子显然要比我们院子繁荣得多，单是依着我们这边院墙，就种了红白两棵夹竹桃和一棵枇杷树。到了春天，沉甸甸的花枝便垂到我们院子里来，还有，青枇杷也撒了我们院子一地。同时，夹竹桃的有毒的香气也在院子上方弥漫开来。我们这边就萧条多了。我们的石榴树总也长不高，而且瘦弱，花朵稀稀拉拉，然而，却很醒目，是发亮的金红色。有一阵子，它甚至生了奇怪的虫病。虫是褐色的，长条形，表面有着细细的节，颜色与形状都与枝条一模一样。它紧紧地贴附在枝条上，很难发现。我耐心地用筷子一条一条地剥离，忍着恶心。我竟然一条不剩地将它们全部剥离了。但这还不是转机，事情的转机出自我的一次农科实验。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上面读到，在果树的根部截去一周树皮，可使养料更有效地供到枝叶部分，促进开花结果。于是，我便在石榴树的根部截去一圈圈的树皮。不想，来年春天，石榴开了满满一树花，好像挂了一树的金红小灯笼。可它还是长不高，也长不大，并且不结果。那一棵梧桐树，却飞快地长着。几乎没有人注意地，它长到了院子的上空。我甚至不记得它的树干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从来没有照管过它，它在我们院子里，就像一个侵入者。大约七八年以后，已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一场台风，将它刮倒，带起了一半的根。母亲叫上我，合力把它拔起，从墙上推了出去。母亲悄声对我说，自从来了这棵树，我们家就过得不好，这是一棵不吉祥的树。我虽然没这么总结过，可我从来和这树不亲近，视它于无睹。可能它对于一个小院子来说，太高了，它的树冠超出了视线，但它的树干我也没有注意过。

除了石榴树，我还在院子里栽种过玉米、向日葵、蓖麻和葱。我种的全是油粮作物以及蔬菜，比如葱。因为那都是比较容易得来的种子。我特别细心地照料它们，大大超过它们需要的程度。可是，一切都违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我几乎颗粒无收。而从来没有养育过的车前子，却长得非常茂盛。在种植以外，我还热衷于架设藩篱。我用竹片编成篱笆，围住我的不得收获的庄稼，又用砖块砌成花围边。我甚至于企图在院子里挖一口井。这项工程持续了好多天，最终被大人阻止，重新填平。这院子里埋藏着我的秘密。比如我蓄意砸碎的一个玻璃镇纸。玻璃镇纸里的小鸟始终困惑着我，我问所有的人，所有人都回答我，那是一整块彩色玻璃。而我坚信那里有一只完整的玻璃鸟，我必须把它取出来，不这样就不得安宁。结果自然是失望，除了一摊彩色的碎玻璃，还有就是闯了祸的恐惧。我将碎玻璃埋在院子墙脚下，以为这就没事了。我在院子里掘了一眼行军灶，像电影里的那样，然后烧火点炊，结果当然也是不成。即便是在这忧伤的年代，我的抑郁也没有濡染过这个小院子，它总是温暖我。脚下是柔软的泥土，还有茂盛的车前子，头顶是人家院子的夹竹桃和青枇杷。这是个美妙的小世界。是我的庇身所。

这时候，这城市还有许多柔软的泥土，它们零散在各处，倘若聚集起来，对一个城市来说，还是可观的。这些泥土还有着足够的养分，它们滋养了一些树木和花草，与此相依并存的，是一些昆虫。它们形貌不同，益害也不同，可这就是生态平衡。在各种昆虫中，有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我们叫它做刺毛虫。它一般歇栖在柳树和梧桐树上，夏季时繁殖最盛。到了那时，它们身上的茸毛便随风而去，满天地飞扬。这茸毛细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可事实上它不是茸毛，而是极尖锐的刺。它一旦落到皮肤上，立即就鼓起了红包。先是痒，一抓挠，却剧烈地灼痛起来。夏天，人们裸着的腿脚手臂上，谁没有刺毛虫造成的红包？又疼又痒，弄得人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惟一的办法是用肥皂水洗，以期肥皂水能将毛刺从皮肤里滑出去，可结果也很难说。被刺毛虫刺上，可真是夏天里不幸的事情。现在，这城市里再也没有刺毛虫了，没有刺毛虫的危险威胁我们，刺毛虫成为历史的遗恨了。

这一年的夏天，所有的不顺遂似乎都发生过了，人已经处在消极的状态，有一种心灰意懒，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生气、惊怵、抑郁都消融在夏季的慵懒之中，还有经历磨折的疲惫之中。事情该告一段落了，可是，就是结束不了。不知身心内的哪一部分起着抗拒，不让事情就这么了了，似乎还期待着一个有力的结尾。结尾部分空白着。这骚动不安的时期，需要一个特别有力的结尾，否则，就结不了。还有一些燃料没有消耗，一些冲突没有平衡。在慵懒与疲惫之下，有一些惧怕和等待压抑着，不知所以的、盲目的。其实那将来未来的，是一个打击，带有彻底的消灭的性质，它将把一切都推入过去，一无遗漏，永不返回。后来的岁月将重新砌起一个年代，完全不同的内容。

事情的起因极其简单，没有引起一点注意。刺毛虫的毛刺落在了我的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上，内裤是翻过来晒的。它刺伤了小孩子难以启齿的部位，我无法同人诉说，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和痛楚又一次袭来，却和以前的全不一样。它是贴近而且具体的。每时每刻，无法回避。开始时还能忍受，心想一觉醒来，就能过去。可是事态却在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红包被擦破了，并且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能帮得了忙，我还得强颜欢笑，装作没事一样，和大家一起玩啊，闹啊！痛处和恐惧与日俱增。我自己一个人，趁人们午睡的时候，悄悄地去到药房买消炎药片。药房就在那家平民化电影院的隔壁，中午时分，街上少有行人，蝉在响亮地鸣叫，阳光从梧桐树叶里洒下，闪闪烁烁的，叫人睁不开眼。柏油马路在汽车轮胎下软软地起伏。我赤脚穿一双凉鞋，齐膝的花格子裙里的折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走进药房说要买消炎片。心下紧张地盘算着，假如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发炎，我将怎么回答。不过那店员什么都没问，卖给我的是“强的松”。这样小小的、白色的药片，不敢指望它能解决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那么巨大，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可不指望它又指望谁呢？

人们香甜地午睡着，我吞下了“强的松”，这不敢指望的指望。我还是指望睡眠来拯救我，我不能放弃幻想：事情也许会在睡眠之中缓解好转。可这时候，睡眠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一半是刺痒和灼痛，一半是恐惧和忧虑。我在凉席上辗转反侧，默默地吞着眼泪，等着睡眠和“强的松”发生效应。而所有的磨折，在夜深人静时则变得分外尖锐，生病已经够苦了，又是生这样糟糕的见不得人的病。我一心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炎症和焦虑使我开始发起低烧，并且迅速消瘦，可是谁也没有注意，我依然要应付人们，应付得滴水不漏。

小孩子是相当能受罪的。他们的承受力和柔韧度简直无法限量。倘若没有这样的能耐，他们如何接纳他们的敏锐的感受？他们娇嫩的身心能感觉到疼痛的最深刻、最细微。倘若没有力量承受后果，他们怎么行？所以，他们既是娇嫩的，又是坚强的。孩子的坚强，意义要更重大一些。成人的坚强有一半是麻木，是身心打上了坚硬的茧子，隔离了体验。

事情似乎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我依然顽强地捱了下来，一天又一天。直到了有一天晚上，母亲很晚回来，看我还醒着，问我怎么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软弱了下来。我的意志崩溃了。多日来，以极大的毅力维系着的自尊自强，全崩溃下来。我泪流成河，从家里哭到医院里。在治疗台上清洗创口时，我大哭大叫，不让医生护士近身。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这正是最羞于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而就在这一刻，帷幕拉开了。七八个医生围着我，按住我的手脚。门口还挤着看热闹的病人，住院的日子是无聊的，难得来这么一场好戏。人们都在笑着，对我的痛苦抱着轻松好玩的态度。在我的哭叫挣扎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挤进来，对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在新疆……我一时上理解不了她的女儿在新疆和我有什么关系，可她严肃谴责的神情却震住了我，我不由止住了哭声。接下来，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那就是，清创，消毒，敷药，然后住进医院。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只是一次受伤和感染，需要的是治疗。

我住进了医院，换上肥大的病员服。由于我受伤的部位，我是在妇产科就医。在我这样的年龄，出现于妇产科病房，是十分招眼，并且惹人非议的。时常有人好奇地到我们病房门口来看我，然后窃窃私语。而我其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木头人。我已经成了个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我躺在床上，不理睬任何人。我不梳头，不洗澡，一切都等下午妈妈来探视的时候，替我完成。我的头发长了，母亲把它们扎成两个结结实实的牛角。先用玻璃丝在根上扎牢，再编几股辫子，最后扎住辫梢。因为扎得过紧，我的眼梢都吊了起来，瘦尖的下巴更成了个锥子。心里觉得这样的牛角辫不是我的年龄合适梳的，可这时什么也不在乎了，随妈妈怎么处置。我吃饭，只吃一两，人们就向妈妈告状，妈妈便嘱我一定要吃二两。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要了二两稀饭，满满的一大盆，又一次招来非议，再向妈妈告状，说我竟然吃二两稀饭。妈妈不得不详细嘱我，二两是指干饭，稀饭则只要一两。我这才调整了饭量。

我将自己严严地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了往来。妇产科病房是个嘈杂的病房，人来人往很多，新鲜事也很多，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引不起我一点兴趣。我终日躺在床上，脸朝着天花板，看着太阳光如何从天花板上走过去。心中无喜也无悲，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在每天上午，大约九点钟左右，有一个小护士来叫我去坐盆半个小时。那护士个子小小的，端着一大盆消毒液，脚步很利索地走过我的病房，并不停脚，只是侧过头脆脆地叫我一声，再继续向洗手间走去。她总是把我的名字叫错一个字，我也能听懂。等我从床上爬起，走到洗手间时，她已不见了身影，坐盆架上搁着那盆热腾腾的紫红色的消毒液，边上搭着一方干净的纱布。我就坐在消毒盆上继续发愣，时间一点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一点不操心计算时间，只等着那小护士脆脆地再喊我一声，便起身走回病房。有一天，我已经走到我的病房门口，忽听身后有人喊“喂”。走廊里没有别人，这一声“喂”又分明是冲着我背后。我惊奇地回过身去，想是谁老熟人一样地叫我。与我相邻的病房门口，站了一个女孩，梳着两条垂肩的短辫，她指着我说，本来是我最小，现在是你最小，是最小的病人。我愣着，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她已经闪身进去，不见了。

这天傍晚，吃过晚饭，我走到了阳台上。我们的病房在七层楼，可看到城市很远的地方，无遮无挡的天空显得很辽阔而且贴近。那时候，这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高楼，空气也比较清澈。太阳下去了，天空铺满了晚霞。楼下街道上已经有了黄黄的灯光，在树丛里隐现。我又看见了早上喊我的女孩子，她也在阳台上，但与我隔着围栏。她在阳台上拉手风琴。我方才想起，每天傍晚时分的手风琴声，原来是她在拉呀！她眼睛看着远处，一点没有注意我。我就趴水泥围栏上，静静地听着，直到夜幕降临，笼罩了我和她的身影。这时，病房里开了灯，所有窗户都亮着，最后的探视者也都走了。病房里很安静，整个城市都很安静。风是凉爽的，一阵阵吹来，将白昼的暑气一扫而光。那女孩已经回了病房，琴声止了，而我却还在阳台上，心里有一丝喜悦生起，是安宁的喜悦。我在阳台上一直呆到同病房的大人来叫我进去睡觉。由于妈妈的嘱托，这里人人都觉得有责任管我。

第二天傍晚，我早早来到阳台上，等着那女孩出现。果然她来了，拖着椅子，挎着手风琴，朝我一笑。我还来不及回她一笑，她已经转过头，坐下，拉开了手风琴。她随着手风琴放声唱了起来，歌声和着琴声，在天空下散得很开。晚霞渐渐在头顶铺开，一直到极远的天边。晚霞下的绿树和红瓦顶，看上去很美。街心里有小小的玩具般的汽车爬行着，也是美丽的。在渐渐暗下去的天光里，她拉手风琴的轮廓是美丽的。她的发辫因刚洗了头散开着，披在肩上。唱歌的嘴一开一合着，手风琴的风箱也一开一合着。手在键盘上移动。歌声和琴声都消融了，消融在这一片黄昏美景之中。

我开始渴望与她搭话。我生出了一些虚荣心，心想，倘若我能与她做朋友，该是多么骄傲的事情。每天傍晚，我总是早早地在阳台上等她，寻与她说话的机会。而她在与我招呼的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就对我熟视无睹了。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她美，她成熟，她会拉手风琴，还会唱歌。我呢？难看，丑陋，没长熟，头发梳得那么怪，而且乏味无趣，她凭什么要对我有兴趣？由于我巴结得很紧，她后来还与我说了几句话。她告诉我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钢琴系学生，也是受外伤来住院治疗。她的外伤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她正骑着一辆男式的有前梁的自行车，忽然身后有同学喊她，猛地一下车，撞到了前梁。她受伤的情形光明磊落，来龙去脉清楚分明，立即便被人们接受认可。而当人们来询问我时，我却无法这样明朗地叙说，所以就总是沉默。人们就再进一步问，是骑自行车的缘故吗？自行车的妇科外伤已为大家确认无疑，除此以外，似乎再想不出有其他受伤的原委。我摇摇头，人们便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走了开去。我知道我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个不光彩的角色，可我不在乎。在经历了那么些之后，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我还是不说话，可内心却活跃了许多。我躺在床上除了看太阳光外，我还悄悄地照镜子。这是一面小小的、可以藏在手心里的镜子，背面是歌片，边缘包了一条红色的塑料胶皮。是姐姐留给我的。她到医院里来看我，就给我留下了它。其余，就是大吃我的水果和零食。我看着她吃，心里很少有地一点不生气，还为自己的慷慨生出喜悦。白天我就用这面小镜子审视自己。它只能照见我的局部，一只眼睛，一个鼻子，几绺散发，脸上的某一部分皮肤。这些局部都显得那么陌生，好像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是谁呢？在此同时，我开始注意房间里的动静。

我们的病房，有五张床位。三张是并排抵东墙而放，另两张是沿西墙头尾相接地一顺放。我就在西墙顶头靠窗的一张，阳台的门就在我的床头柜旁边。在门那边正对着我的病床上，是一个川沙乡下的农妇，有许多农人模样的男女，川流不息地来探望她，说着难懂的川沙话。她的病不重，眼看就要出院，却总是愁眉不展，时常叹息。忽有一天，她绽开了笑容。下午她的女儿来看她，也是笑容满面，前来探视的亲友则都向她道贺。她不善言语，只是笑着，几乎合不拢嘴。原来她的病因检查出来，是血吸虫引起，而凡属血吸虫病范围，都可由当地政府担负医疗费用。这才明白，这多日来，她愁的是这个。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病也治好了，她欢欢喜喜地出了院。出院那一天，亲朋好友来了一大帮，用各种手法溜了进来，前呼后拥地将她接走了。她的病床空了不到半天，就来了新病人。这是个年轻妇女，长得很文静，梳两条长辫，戴一副白边眼镜。她是一个人住进病房的，却显得熟门熟路。安置好自己的东西，在床沿铺一块白布，然后坐下来吃荔枝。她铺一张纸在膝上，放荔枝的壳与核子。她一颗接一颗地吃，吃了一会儿，就起身检查身下的白布。只这一会儿工夫，白布上已染上了血迹。她一直在流血。可是她很镇定，毫不慌乱地再又换上一块白布，坐下来，继续吃荔枝。

当我开始注意我周围的情形时，东墙下那另两张床上，各有一个做剖腹产的孕妇。在我看来，她们的年龄都过于大了，似乎不该只是婴儿的母亲。她们从手术室出来，就一直闭眼睡着，床前有人日夜守候，主要是她们的丈夫。在我看来，也是大得可怕的年龄。其中有一个是白白胖胖，戴眼镜的。有一天午睡时，我看见他悄悄地、狼吞虎咽着产妇的西瓜。他大约是想把旧的西瓜消灭掉，好让产妇吃新鲜的西瓜，可情景看起来总有点滑稽。我不由偷偷地笑了。这是入院以来我第一次笑。这两个产妇生的都是女儿。护士长说，两个女儿都长得特别像妈妈。护士长还对其中一个说，她的子宫非常难看，这我就不懂了，子宫还有什么好看和难看？好看和难看又意味着什么？而这两个产妇无论护士长说什么，都无动于衷，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似乎是，反正已经过来了，别的什么都不要紧了。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看上去都很疲倦，可是轻松。这境遇可能与我有些相似，所以我便领会至深。

邻病房的音乐学院附中的女孩，这时候已经彻底不理睬我了。她生性活泼，喜欢串病房。可是即便串到我们病房来，她也并不搭理我。甚至看都不看我，好像没我这个人。她手风琴不离身，在各病房里拉琴唱歌，也在我们病房拉琴唱歌。可她就是不理睬我。我一点不在乎，一如既往地喜欢看见她，听见她的声音。我，崇拜她。

我的外伤其实很简单，经过简单的敷药与消炎，便立即好了起来。疼痛和羞耻都是在入院第一天消除的。那清洗创口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有力地解决了我的折磨，一些新的类似于快乐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我的身心进入安宁。这是真正的、和平的安宁。出院那一天，我和妈妈下了公共汽车，走过弄堂口的街心花园。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和妈妈的一般高了，而我却还扎着那样可笑的牛犄角似的小辫，在地面上投下奇怪的影子。

阳光明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忽然沉陷进了阴晦的暗影里。

一稿：1997年12月9日二稿：199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