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府的生活，在我心目中，是有圣意的，因此为自己没有进入过它而感到遗憾。岁月流逝，要补上这一门大约不再可能，我只能从书本上去认识。汪曾祺老所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小说与散文，将流亡中的问学生涯，透出一股奇情浪漫，读书人与荒蛮地都是天真的，各有自己一派风流，也可算是风云际会。比如《跑警报》一篇，那时那地，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将值钱的家财随身携带，一旦警报拉起，就人在物也在；联大师生身无长物，大都是带书本和论文草稿，有一位印度学教授，则是提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箱子里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有人看过其中一两封，评价为：“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读许多书，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沈先生的藏书：“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他读这么些书，上课却从不掉书袋，他只说自己的话，而且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汪老说：“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可是，众所周知，汪老受沈先生影响是很深的。大约这就是学府的方式，从中学习的，不是知识，那种告诉你，你就知道，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的，现成的概念，而是正好反过来，告诉你的，你未必就知道，不言声的，或许你却心知肚明。文章中，写到沈先生谈天，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我羡慕的不只是学问的本身，还是学问中人所过的这一种文雅、精致的生活。宗璞先生的，流亡大学题材的小说《东藏记》里面，对国难中的读书人，用了四个字形容：弦歌不辍，呈出这雅致里的坚韧。这样的生活是由学问积养而成，倘能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与经验的量，都将增加扩充，使我们加倍享受生命。

有一位本行自然科学的散文家陈之藩教授，曾作一篇演讲稿，题目为《谈风格》，其中一节，谈到剑桥北边的一条小河，水清可鉴人，照出岸上的小紫花，朋友问他作何想时，他答道：“我哪里会想什么？我即使想得出来，也说不出来，我现在想的是袁枚的诗：临水种花知有意，一花化作两枝看！”读书人眼里的世界，就可娟丽至此。和陈先生夫妇一同喝茶，谈到读书，我抱怨英文原版难读，看不下去，陈先生却痛心疾首道：有什么书会是看不下去的啊！听了又感动又惭愧，知道他不是励志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生活，这生活是绝不可能不好的。但到底不是人人可享用得了，要看福分的厚薄。宗璞先生做了眼科手术，视力略有进步，写信报喜：方才有一只喜鹊从窗前过去，看见了尾巴长长的影。且是淡水墨的写意画。在他们是随意淡然地看，一般人却是看不见的，就好比是仙俗之隔，旁人哪里知得道其中的快乐。多年前，看电视节目，访问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记者看他老人家生活清苦简单，终年埋头故纸堆，怜惜地说道：看您老如此生活，我们挺心疼的。季羡林老立即回答：不心疼，不心疼！婉拒了同情。如季羡林先生们的乐趣，倘若没有几十年的学业修炼，是很难从中分一瓢饮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杂志，《启思教学通讯》上，有专访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教授的记录，其间谈到幼年时，家中长辈要他们背诵诗文，必平仄发音都精准，终成吟唱，熟透之后，自然而然就也会写诗。这里讲的是童子功，经过刻苦抑或单调的磨炼，抵达优美的境界，用今天人的话说，也就是异度空间。我想象，学府大约还是这样的，学问的习艺所。

然而，切莫因是俗常之外的学问世界，就以为同现实社会隔绝，不相予往来，否则，如何解释研究《诗经》、《楚辞》、《周易》、《庄子》、唐诗的闻一多，亦会写出“有两个字不能说，说出口就是祸，那就是，中国”这样激烈的战士式诗句？他一边在课堂上讲《宫体诗的自赎》，一边公开集会号召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最后死于暗杀。再又如何解释写下《荷塘月色》，以清丽绵长著称的朱自清，会因拒绝接受美国面粉，贫病逝世！中国的，生于十九与二十世纪首尾，政体、文化、思想、情感，都处在遗产交割与创新时节的学人们，象牙塔不再是护身塔，同时，象牙塔内的养精蓄锐，更使他们具有明鉴的目光，而能择善，循光明行走。他们看上去是在故纸堆里，其实哪一个不在蹈出新路？读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实是遗憾自己不能坐进闻先生的课堂，亲耳聆听。我无缘与他们见面，大约，我最与接近的一位，便是徐中玉先生了。

因徐中玉先生曾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这一节，我才与先生能够较为贴近地接触。我无幸做徐先生的学生，徐先生的学校于我亦是神圣的，有几回，在校园里走过，湖面上吹来风，携了柳丝，有金属的嚓音，就像塔角上的风铃。我也不大敢与徐先生多话，话什么呢？徐先生一定会嫌我浅显无趣。先生的阅历、学衔、成就，我虽然了解，但也都是从文字上看来。我与徐先生的接触，又大多是在会议和宾宴上，听到的且是一些客套的寒暄，而我的印象是，徐先生其实并不擅长作这类辞令。记得那是徐先生刚上任作协主席不久，作协招待外宾晚宴，徐先生自然是主人，自然要说一篇欢迎辞，具体说的什么一点不记得了，记得的是，徐先生说得无限的长，长得举杯的手都酸了，耳朵也疲乏了。徐先生大约是想把所有的，他以为热情有礼的话都说出来，就带了几桌宾客，立在那里，一径往下说。终于说完了，他侧过头，对边上的徐俊西老师征询道：这样行吗？这一刻，徐先生显得特别天真，特别像一个谦虚用功的小学生，在向老师交作业。对他的职务，徐先生是认真负责的，但这并不妨碍在先生的内里，保持着自由的性情。有一回，我与徐先生一同去法国驻沪领事馆，参加法国国庆日的酒会。法国国庆日正在盛夏，领事馆地方不大，虽然开足了冷气，可架不住人多，通向花园的落地窗又敞开着，餐台上锅开鼎沸，大家为礼貌起见，都穿了正装，热得可以。忍不住地，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乱奔一气。陡进屋内觉着一凉，转眼间又气闷起来，就往外投去。外面虽然有风，可却溽热，还有蚊子，于是，再投进室内。这样的酒会，其实是虚应差事，人是多，却是泛泛之交，话也多，亦多是虚浮的话。只等人家的国歌奏完，我们这方贺词道毕，然后吃些东西，磨蹭掉些时间，就可陆续走人。我因怕与徐先生走失，到时候搭不上车回家，所以一路紧跟，跟到花园的一角，忽见徐先生从腰后拔出一柄折扇，哗一声打开，顿时，清风袭来。满庭满宇的红男绿女中间，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侠，乘神雕而降。

徐先生从作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去之后，并不觉着他远了，而是越来越近。每回作协活动，无论大小轻重，凡请到他，他必到，同行的还有钱谷融先生。有了这两位的到场，活动的气氛自会变得有足轻重。他们总是不多言，又总是必发言，不是敷衍，而是认真做了准备，甚有几次，还写成书面。徐先生思想敏锐，观点鲜明，保持着对现实的批评精神，毫没有因自身遭际的负气，是出于对世事的热心肠。我们私下里说，有了他们真是好，作家协会就好像有了父亲。他们提拔着我们这些根基浅薄的后辈，接上传统的断茬，使我们不至遇风便折。两位先生都显得后生，钱先生是鹤发童颜的一种，徐先生则是硬朗挺拔。他本是瘦面长身，壮年时应有玉树临风之姿，如今这棵树是苍劲之势。他们的健康与长寿，是出自于清明的心地，澄澈安宁，波澜不惊，从多变的时日里走出，抵达恒常之境。

2003年9月1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