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2)

上尉石队长是位由心脏到皮肤都仿佛是石头作的硬汉。他的头脸就好象由几块石头子合成的,处处硬,处处有棱有角。圆黑眼珠象两颗黑棋子,嵌在两个小石坑儿里。两腮是两块长着灰绿色的苔的硬瓦,有时候发亮,有时候晦暗。左颧骨特别的高,所以照像的时候,他打偏脸,因为正脸有点难看。高个子,粗脖,背稍微有点往前探着。一双大脚,有点向外撇着,跑起来很快,而姿式欠佳。

凭他这张七楞七瓣的脸,与这条不甚直溜的身子,无论他是扮作乡民,还是小贩,都绝对的露不出破绽来。潜入敌后,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假若与敌人周旋,他是仗着机警与胆气,可是若没有乡间百姓的帮忙,他即使浑身是胆,也不会马到成功。他原本出身农家,所以他的样子,举止,言语,和气质,都足以使老百姓一见便相信他,帮助他,教他成功。对老百姓,他向不施展他的聪明与手段,而绝对的以诚相见。到处,他极快的便与年纪仿佛的拜了盟兄弟,认年老的作为义父。他的毒辣的手段好象都留着对敌人施用呢。对敌人,他手下毫不留情,就仿佛乡下人对吃谷子的蝗虫,或偷鸡的黄鼬那样恨恶。

他也会极马虎。在用不着逗心机的时候;一个十多岁的乡间小儿都会欺骗了他。他觉得该收起心来,休息几天了,他硬象入了蛰的昆虫似的,一动也不动的任人摆布。这时候,他往往想起他的老婆,而想不起老婆是属龙的还是属马的,也记不得她的生日。他怀疑,现在若回到家中,是否一见面便认识她,因为他在婚后一个月,就离家从军。算起来已有九年半了。同样的,他有几双袜子,几套军衣,和多少钱,他都说不清。往往他的新袜子与勤务兵的破袜子不知怎的换了主人;在发觉了的时候,他也只红着七楞八瓣的脸骂上几句,而并不认真追究。

及至奉令出差了,他全身的每一神经都紧张到极度。他的眼放出利刃般的冷森森的光;他的心象个饿急了的蜘蛛,敏捷的,毒狠的,结起一张杀生的网。这时候,他倒真象个连一粒谷子也舍不得遗弃的农人了。他决不肯在敌人面前丢失一件小东西,他甚至想把打出去的子弹还从敌人身上挖出,带了回来,才心满意足。

这次,在出发以前,他检查了每一个人的手枪。然后,对某人应与某人在一组,他仔细的安排,使各组的人都能刚柔相济,截长补短,成为坚强的战斗单位。对每个人的化装,他也一一的加以矫正。他不肯有半点疏忽,惟恐怕因一个人有了失闪,而使全体队员失败。都检校停妥,他才下令出发。刚迈第一步,他的鼻子好象已嗅到火药气味。他的大脚好似两个小坦克车,不管地上的砖头瓦块,也不管什么坑坑坎坎,只横扫直冲的“扫荡”。

过了河,他把大家散开,约定下午二时在树林深处集合,以老鹰啼叫为号。他不会唱歌,不会唱戏,唯一的音乐修养是学老鹰叫。到下午二时若听不见老鹰的声音,大家便分头进城,不必集合。大家都没表,可是都会看树影儿;树影是太阳的指针。

刚望到茅舍,他便停止前进。四位弟兄象放哨似的散开。石队长穿的是一身破蓝布棉袄棉裤,满身都是油泥,很象乡下二把刀的厨子。棉袄敞着怀,松松的拢着一条已破得一条一条的青搭包。这时候,他擦了擦头上的汗,说了声“真要命”!这是他的口头语,无论是在最安闲舒服的时候,还是最惊险紧张的时候,他总说声“真要命”来宣泄他的感情。说罢,他由怀中摸出一张破膏药来,坐在屁股底下。又摸出一个泄了黄的臭鸡蛋,和一张用香烟盒里的锡纸包好的扁扁的小纸包儿——那封给王举人的信。破膏药被烫软,他把臭蛋打破,涂在右胸前,然后,把纸包埋在膏药里,贴在臭蛋的汁儿上。“真要命!”他笑了笑。又浓又臭的蛋浆,流成很长的脓道子,他用破棉袄的襟来回扇动,使它们凝固起来。这样加好了彩,他背倚着一株老松,想象着;他要脸色晦暗,肩垂腿软,左手按着膏药,口中哼哼着,稳稳当当的混进城门。这么一想,他身上的汗慢慢的落下去,好象自己能感觉到,脸上的颜色是正在逐渐晦暗,而右胸仿佛真有点疼似的——真要命!

除了这点要以外表的稀松掩饰心中的紧张的想象而外,他简直想不起一点别的事。他很愿意想起一点别的事来,好使他心中平静一些,而心中平静,也许更能帮助他的乔装入城的成功。他试着想念家中的老婆,但是感不到趣味,因为根本想不起她到底是什么样子。再试着想勤务兵偷过他几双袜子,也并不起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算旧账。他心中有点急躁。最后,他发现了急躁的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在挂念丁副队长。

在平日,虽然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他多少是有点看不起丁副队长。就拿丁副队长的名字——一山——说吧,他在安闲无事的时候,暗自推敲,就不十分高明。怎样说呢?既是个人吗,怎能又是“一座山”?什么山?泰山?华山?翠屏山,要是一座山,就应当标明出山名来;既不标明,到底是哪座山?真要命!石队长,在闲暇无事的时候,运用着“脑筋”,象一位哲学家似的这样思索着。思索的结果是十分不利于丁一山的。不管他——丁一山——是不是真正的大少爷,这个名字反正是没有“脑筋”。假若一山而真是大少爷,他一定不会起这么个不通的名字。假若他——凭他的不通的名字——不是大少爷,而来冒充,那就更没“脑筋”!有了这个结论,石队长十分的高兴,觉得自己比大家都多长着一大块“脑筋”!别人都以为丁副队长确是一位少爷,所以为巴结他,或是为讥讽他,都以少爷呼之。现在,咱却琢磨出他并不是少爷,因为少爷,既上过洋学堂,就不应有个不知到底是哪座高山的名字。这点推论与发现,使石队长在闷得发慌的时候,得到欢悦与安慰。他狠狠的把石印的,亮纸的带着油墨味的《济公传》抛到老远去。“真要命!咱老石比济公还聪明咧!”

但是,平日彼此间小小的故典,到了一同作战的时节,便忘得干干净净。什么话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块儿出来作战的朋友,比亲兄弟还亲。亲兄弟不见得就有生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的关系!现在,石队长的心,那颗在见了敌人便坚硬如铁的心,挂念着丁副队长,正好象母亲惦念着儿女那样恳切。想到丁一山对文城的熟习,他咧了咧嘴微笑,暗自责备自己“太神经”。可是,丁一山既对文城熟习,就必定有许多熟识的人啊;焉知道他的熟人中没有汉奸呢?万一叫奸细认破……石队长把按膏药的手移到脸上,遮住了眼睛,仿佛面前有一摊鲜血似的。

好象睡觉撒呓怔似的,他猛孤丁的站起来,想马上进城去,找丁一山。走了两步,他又停住。说好了两点钟在林中相会,不能自己破坏了预定的计划。这是作战,不是闹着玩!虽然这样控制住自己,可是心里依然不安。无聊的拣起两个松子含在口中,也无济于事。

有些脚步声,他极快的藏在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