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二十年忆

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和事便簇拥着过来,排序和情节都杂乱着,纠成一团,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我说的那个年代,指的是二十年前,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运动潮起的日子。

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这幢西楼早已经拆除,原地造起一幢新办公楼。虽然样式格局极力接近旧楼,但到底建筑材料与施工方式不同,一眼看去便大相径庭。那时,阿城所住的顶楼,屋顶呈三角,积着一些蛛网与灰垢,底下架一张木板床,床脚搁着阿城简单的行囊。他似乎是专程来到上海,为召集我们,上海的作家。这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带一个菜,组合成一顿杂七杂八的晚宴。因没有餐桌和足够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处,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则正襟危坐于床沿,无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么是“文化”?他解释道,比如陕北的剪纸,“鱼穿莲”的意味——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西北,有郑义,骑自行车走黄河;江南,有李杭育,虚构了一条葛川江;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带有誓师宣言的含意;而他最重视的人物,就是贾平凹,他所写作的《商州纪事》,可说是“寻根”最自觉的实践。阿城没有提他自己的《遍地风流》,是谦虚,但更像是一种自持,意思是,不消说,那是开了先河。

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像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都是诗人。

想不起来是之前还是之后,事情就是这么壅塞着,总之,是不久的前后。《上海文学》在杭州开会,到会者有阿城、李陀、郑万隆……加上杭州的李杭育,“寻根”的骁勇江湖会合。其时,我在徐州探亲,收到会议通知,已临到会期,立即忙着买车票。从徐州往杭州,直达只有一班北京发出的普通快车,经停徐州,每日只有寥寥几张坐票。去找一位铁路工作的朋友搞票,那朋友表示了为难,眼看赶不上会期,心中十分失望。在作雪的阴霾里,悻悻地走回,只觉得寂寞和荒凉。而此时此刻的江南杭州,则热气腾腾。后来,许多与会者向我转达那次会议的情形,最集中描绘的是阿城发言。他讲了三个故事,内容亦已忘了,或者是转达者没说清楚,似乎阿城对那三个故事并不作任何解释,归纳出什么道理,所以,便给我一种禅机的印象。那时候,听阿城说话,就是像参禅,而我们又都缺乏慧根,只感到有光明透来,却觉悟不得。

再然后——这个时间是明确的,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之间,第四次作代会上。有一日听说,阿城要来拜访贾平凹,这两位“寻根”领袖的会晤,使我们很是激动。午饭后,我和季红真就等在京西宾馆的大门口,多时,看见阿城骑一架自行车,从北地苍黄的太阳光里穿越而来。他下了车,在我们的伴送下,走过辽阔的院子,一路上没有与我们搭话,进到贾平凹的房间,第一句话是:我能在这里洗个澡吗?回答是可以,于是进了浴室,掩上门。这才叫高人相遇,不动声色,内里是无限的玄机。就像是《棋王》里的王一生,平常时的饭囊,一旦出手,便是刀光剑影。小说中最后以一当十的弈棋场面,如何的恢宏!

就是在这一次会上,方创刊的《中国作家》,编辑和主编冯牧,与我谈《小鲍庄》的修改意见。一日中午,我们这些青年聚在冯牧前辈的房间,其中有坐着轮椅的史铁生,由陈建功推来赴会。大家前倾着身子,听冯牧说话。冯牧戴一顶睡帽,就像在自家的客厅内,对我们这些后辈并无一点高仰,更无一点屈就,而是十分的坦然。那时候,真的是有规矩,长是长,幼是幼,既有前人,又有来者。回想起来,都有泫然之意。会后不久,我的《小鲍庄》便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