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不祥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士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班距离这里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一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士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一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一同住在单位大院，彼此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卷卷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像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她们，问她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来，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大字报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爸爸”划清界限。酷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

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

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像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

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扇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

“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像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

“‘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还有那些没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内心有岩浆，那就喷发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你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说，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才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话，现在你扣到我头上来了。毛妹！你说的‘正统’，究竟是指的什么呢？”陶坷请教对方。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定义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人们可以作出富于理论深度的种种美好解释。不过照我看，无非是意味着服服帖帖，甘心情愿戴起一副迷信愚昧的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画的那些传奇英雄人物，那些层出不穷的惊险故事，我们总是一篇一篇仔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吸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于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这个儿时的朋友谈得拢。可是，每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着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等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小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悠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有力，像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嘭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开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从没有通过信。……

陶坷竟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作声，在一边卷着烟抽。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越军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做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前冲。不一会，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坏，不能再用。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瘆人哪！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堑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腿向山顶上爬。后来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倒伏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地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越南的一个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覆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部队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碎，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呜呜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像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