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棵向日葵

政治部主任陈再受过很多次伤,身体虚弱,心脏也有问题,完全不能适应高原环境。所以,虽然他本人坚决反对,但还是被调往内地去了。

送何湘回内地的车子已经停在门口,可是她刚刚下了班,隔离衣还没脱。同志们不免替她着急,进门一看,她的衣物早打好了包,书籍也装好了箱,只把床上的铺盖一卷就完事。大家都很惊奇,院部也直到今早上班才接到命令,刚刚通知了她,她怎么会来得及先就收拾好了行李呢?何湘默默一笑说:

“我的第六感早告诉我了。”

几个年轻护士,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何医生,听说你调动工作完全是因为陈主任,是不是这样?”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我可不像你们,随着爱人换了几个地方,就哭啊闹啊!什么没有‘独立性’啦!当成‘附属品’啦!可是,谁需要我们这种独立性呢?照我看,附属不附属全在自己,你既然自找麻烦建立了这种关系,那就注定你得建立这种生活。至于说到工作,当然,各有各的事,离他远些我是内科医生,离他近些我还是内科医生,那又为什么一定要天南地北呢?”

何湘正要催促驾驶员加快速度,车子猛然刹住了。

黄昏时分。两岸灯光照得通明,山水的咆哮,人们的呼喊以及斧锯的声音连响成了一片。事实打消了何湘原先那种侥幸心理——兵站参谋曾经劝告她说,前边有一座木桥被山洪冲垮,正在抢修,让她暂时住下听候消息。她没有接受这个好心的劝告。她想,很可能桥已经修好了呢。现在,不只是车子过不去,即使单人过河也不可能。只有留下驾驶员看车,自己带着行李到附近山庄去借宿。

山庄静静的,好像无人居住。何湘去叫门,出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引她穿过牛栏,扶着独木梯爬上二层平房,那孩子喊道:

“阿妈!是一个‘金珠玛米’(解放军)姑姑!”

随即便听到一个女人在讲汉语:

“噢!解放军同志,请进来呀!怎么站在外边?”

何湘弯腰钻进去,屋里有一股强烈的酥油气,她不觉皱了皱眉,但立即又很有礼貌地说:

“要打扰你一夜了,老乡!因为桥坏了,过不去。”

“怎么能说打扰的话呢!”那女人指指小凳子说,“快坐下,我知道,桥还没有修好,我们庄上的人都去帮忙了。”

何湘坐下。借着昏暗的灯光,她看见那女人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微笑着,眯起细长的两眼打量着她。一条夹带着红绒线的长辫子,依照西藏人的习俗在脑袋上盘了两圈。那深陷的眼窝以及眉头上琐细显著的皱纹,表明她已是经历了不少艰苦沉重的年月,少说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吧!却又足可断定,年轻的时候,这张脸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背靠着矮桌,斜躺在垫子上,下身盖着一条半旧的灰毛毯。矮桌上放了几张汉文报纸,何湘心想,这许是她找来糊窗子用的吧!

转眼,那孩子端来一碗膻味扑鼻的酥油茶待客,母亲随即吩咐道:“朗嘎!快换一碗清茶,再去把柜子里的水果糖端来!”回头又对何湘说:“你瞧我这样,也不能起来招待客人,腿受了伤!”

何湘掀开毛毯,看了看女主人的伤势,不是太严重,但需要养息几天。依照医生的职业习惯,她应当问明情况,并尽可能给伤者一些帮助。但何湘寻思:就让她不知道我是医生吧!我一个内科医生,没有任何药品,连块纱布也没有。我明天一早就得赶路,不能在这里耽搁。

女主人特别热情,但见客人总是支支吾吾,毫无交谈的兴致,于是便说:

“在车上晃荡了一天,准是很累了,你早点睡吧!”

何湘顺势道了谢,便随那孩子转到隔壁小屋里去了。她胡乱铺开行李,不脱衣服躺下去,很久睡不着。连她自己也觉得未免过分了些,算得上是老夫老妻的了,还像结婚前那样,见不着面,就总安心不下来。或许是没有要孩子的缘故吧。人们说,女人一做了母亲,立刻就会把一大半的情感和时间,从丈夫转移到孩子身上去。睡吧!睡吧!明天一早桥就会修好的……

天已不早,何湘才忽然醒来,她手忙脚乱捆起行李就要上路。女主人从垫子上欠起身阻拦道:

“瞧把你忙的!刚刚朗嘎去看过了,桥没有修好,怕还得要一两天呢!”

何湘扑通把行李扔下,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女主人笑了笑说:

“你那么急着走,在我们家住得不如意吗?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北方人,不爱吃大米。瞧!我也不能起来擀面条,就给你拌面疙瘩吃吧!过来,帮我把这几根葱剥一剥。”

这话显然带有些哄小孩子的口气,不仅没有引起何湘不快,反而让她忽然意识到,从昨夜到现在,对这个好心的藏族妇女太冷淡。于是忽然间显得非常快活,一面剥葱一面没话找话说:

“你家里就你和儿子两口人吗?”

“不,还有我丈夫,他在政府里当‘通司’,就是翻译,前天随着兽医队到牛场上去了。”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扎玛伊珍。”

“唔!扎玛伊珍。怎么你的汉话讲得这样好?跟你丈夫学的吧?!”

“怎么跟他?我是汉人哪!”

“真的是吗?你来这里几年了?”

扎玛伊珍用拌面的筷子向门外指着,反问说:

“你看,土墙那边,长着一排向日葵。请你一棵一棵数数看,总共是多少棵?”

从门口望去,矮墙旁边的一排向日葵,长得高大挺直,一棵一棵间隔相等,像是排列整齐的一队士兵。阳光灿烂,映照着一朵朵金色的花盔。

何湘回答说:“大约有十二三棵吧!”

“你数错了,姑姑!”在烧火的朗嘎认真纠正说:“那是我阿妈种的向日葵,是十五棵。”

“十五棵,我到这里已经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了!”

扎玛伊珍的语气是那么沉静,那么庄严,何湘已经猜测出了八九分,她问:

“早就听人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有些老红军同志留在了这一带。你是不是……?”

“什么老红军!”女主人摆手说,“我就怕听这个话,老红军!老红军!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去吧!红军是我们干人(穷人)的队伍!你就算是顶替我吧,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可是,我掉队下来了,没有走完铁流两万五千里。十五年了,我还活着,可我没有给革命做一点点事,这还不够我心里惭愧的吗?总是说老红军!老红军!政府还一定要发给每个人五百万(旧币)救济费,送来几次,到了我也没有收!”

“为什么?这完全是应当的呀!”

“那怎么能收呢?换了你,你也不会收的。自己长着两只手,凭什么要政府白白养活着我?”

“现在,你又参加工作了吧?”

“工作!工作!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工作呀!可是我不能和你们比。唉!十五年了,我等于是被蒙着眼睛,被堵着耳朵,什么都不懂得。只知道这个小村庄,只知道自己的男人和儿子。我常常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就抱着朗嘎念叨着:‘好孩子,你快些长吧!快些长吧!长大了好去顶替妈妈,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

何湘安慰女主人:“快别这么说,人生的苦,你已经吃够了,你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今后日子还长,你一定还能做很多很多工作呢!”

“我也这么想,是啊!我得学习,要从头学起,能拿得起什么就做什么。听县代表说,我们这里要开办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后还要建机耕农场。当地人用木犁耕地,还把套拴在牛角上,除了青稞豌豆很少会种别的。等办起了农技站,我也能帮着站上做一点什么事。当小姑娘的时候,常跟着父亲下地,春麦应当在什么日期下种,葡萄应当怎么样搭架,胡萝卜要种多深才能长得大,我全都知道。”

“太好了!那就不愁没有你的工作。”何湘鼓励说。

“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又想报名到省里去学习接生,回来开一个培训班,教教大家。这里的人还是照老规矩,到牛圈里去生孩子,说在牛圈里生的孩子才有力气,不知道多少小生命就这么夭折了。还有,我通藏话,也可以参加政府的工作队下乡去,或是到牧场上去做宣传工作,在红军里,我就是宣传队一名小队员。”

“宣传队?你也做过宣传员吗?”何湘急切地问。

“是的!不过,那时候和现在可大不一样。我们什么都得学着干:唱歌、跳舞、写标语、画漫画、演街头戏、慰问伤兵、行军鼓动、打联络旗语,有时候还化装到敌人那边去割电线,侦察地形。”

“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呢?”何湘又问。

“我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翻雪山出不赢气,更糟糕的是,开始吐血了。东西全让别人给背着,还是走不动,我只能抓着马尾巴上山,上到山垭口,我昏倒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收容队用床单把我抬下山的。你知道,那时候不但没有药治病,起码的营养也跟不上。从江西出发带的炒面早吃完了,就连皮带都烧着吃了。只有去挖牛舌头草来煮着吃,苦得要命,简直没法入口。我们妇女分队长问大家:‘同志们!这菜苦不苦?’‘不苦!’当我们的面,她笑着大口大口在吃,一背过脸去,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哟!我这是怎么啦?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妈妈站不起来,由朗嘎煮好了一碗面疙瘩汤,双手捧给解放军姑姑。何湘哪有心思吃饭,她还在接二连三地向女主人发问:

“我想,你一个女孩子,体重很轻,怎么说部队也应该是可以带你走的,是不是?”

“如果只是我一个,那不用说,大家轮流背,也会把我背着走的。可是,重伤的重病的很有一些呢,国民党骑兵又紧紧地跟在背后追赶着。无论怎么,上级总还是不愿意丢下一个人。起先宣布说:‘能走三十里路的带上!’后来,‘能走二十里路的带上!’再后来,‘能走十里路的带上!’可是别说十里,十步我也走不动了。没法子,只好留下。和我一块留下的有男有女总共三十多个人。同志们扶着架着,师长亲自把我们安置到藏民家里,送给他们每家二百块藏洋,两丈土布,还有些针线。”……

“这位解放军女同志!我全都告诉你吧,我的好同志!”扎玛伊珍把散开的辫子重新盘了盘,坦白地说:“队伍就要开拔了,我们宣传队的一个男同志来了。他也是宣传员,长得挺高的个子。只不过比我大一两岁,可是比我懂事得多,无论工作上生活上,总是帮助我,照顾我,保护着我。宣传队排戏,他不是当我的哥哥,就是当我的男人。我们总是提着标语桶,一起到老乡灶屋里去刮锅烟子,好写标语画壁画。下雨,两人共用一把伞;露营,共铺一块油布。他来跟我告别,紧紧抓着我的两只手,好久,面面相对,一句话也没讲出口。最后,他把一包葵花子往我衣袋里一塞,转身就跑走了。那时候,能弄到一把生葵花子是很难很难的,到最后时刻,一把葵花子就是救命粮呀!他跑出去好远站住了,转回身对我说:‘你要活下去!想法子活下去!我们三五年就会回来的!’”

何湘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女主人,脸涨得通红通红。她已经百分之百认定了,扎玛伊珍所说的那个男宣传员是谁。但她极力隐忍着,终于没有讲出口。

“我们部队开拔的当夜,满庄子狗乱叫,马步芳的队伍来搜查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赶忙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证吞下肚去。第二天,好些女同志被认出来了,把我们弄到一个喇嘛庙里,就开始剥衣服,剥得一根布条也不剩。我们是红军!怎么能受那样的侮辱!有一个胖子来拉扯我,我抓起一块‘玛尼石’——是藏族人敬佛的石块,上面刻的有经文,使劲冲他脑门子砸过去。也不知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用肩膀头撞开了门就往外跑。他们在背后开枪,子弹吱吱叫,不管那些,我死命地跑。跑上了堤坝,下面是好大的一条冰河,眼睛一闭,就跳下河去了。

“等我醒过来,一看,就躺在这屋子里。唔!我还没有告诉你,他叫蔡旺泽登,是个木匠。红军长征经过此地,他在‘博巴’政府做事,跟朱德总司令很熟识的。那天他正巧为我们队伍带路返回来,从河滩里把我救回来,给我换了衣服,烧辣椒汤喂给我喝,还用麝香治好了我浑身的伤。

“就这样,我在这个家里住下来了。有人看见就问,‘这个女人是谁?’蔡旺泽登说:‘她叫扎玛伊珍,从青海那边领来的,花了一百二十块银元。’

“我的伤慢慢好起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种向日葵。我什么都丢光了,只有一包生葵花子,随身收藏着,一个也没舍得吃。第一年,我种一棵,第二年我种两棵,第三年种三棵。……我常常对着葵花,一坐就是大半天。望着自己种的一排向日葵,就是最大的安慰,什么都不想了,什么也都不愁了。

“日子长了,人们慢慢也都知道了,我是女红军。见面就悄悄地问:‘红军真的还会回来吗?’又有传言说:‘听讲国民党后面追剿,日本人前边堵截,红军都死完了!是这样的吗?’我说:‘死完没死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红军总是要回来的!’不过老实讲,我心里也真有些七上八下的。向日葵种到三棵,不见回来,种到五棵了,还不见回来。不是说三五年就能回来的吗?解放了,我算计了一下,可不是吗?讲三五年,一点不错,三五一十五年,到了年数,果然就回来了!”

扎玛伊珍边说,边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噙满两颗闪闪发光的泪珠。

何湘清晰地记得,陈再曾经感叹不已地对她说过:他去跟那个女宣传员告别时,她的手颤抖着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流眼泪。上个月陈再来信写道:“回内地途中,我曾托人在西康一带寻访她,但至今未得到任何音信。不过我仍确信她还活着,我一定要知道,十五年,她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何湘故作并不在意地问道:“留给你葵花子的那个男同志,解放以后你找过他吗?”

“找过,怎么没找过呢!我心想,他早已经是一位大首长了,随便问谁,都会晓得的。真的能问到了,不管远近,我一定要去看望看望他。带上几个花盔送给他,送给他的爱人和孩子,我想他该有两个孩子了吧。我要让他知道,他留给我的葵花子,我没有拿来充饥,种到土里去了,不是用手种下去,我是用我的心种下去的。葵花开得特别大,籽粒特别饱满。可是,总没能找到他。我到路边去等着,见过路部队就问,一直没有下落。我心里明白,这也不必忌讳,十五年哪!每年他都要参加多少次战斗。”……

何湘深觉自己欺负了面前这个女人,她异常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简直是无地自容的样子。

“那么,你就是周月荣同志了,是吗?”何湘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周月荣(让我们还原她真实的姓名吧)十分诧异,一个陌生人,竟忽然叫出了她的汉名。

“周月荣同志!听我告诉你!”何湘即刻平静了下来,“红军回来了,你要找的陈再同志,他也回来了!”

周月荣禁不住惊叫起来,她不敢相信,莫非这位客人是从天而降,特地为她送来陈再的消息吗?

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大早,司机就冒里冒失撞进来对何湘嚷道:

“快!桥修好了!”

“不!我还得等一个星期才能走。你看,她为帮助修桥,在水里泡坏了腿脚。昨天晚上我到桥工队讨来些药,正给她医伤呢!”

“那好办!托付给桥工队就行,没有问题。”

“那怎么行,我得亲手给她治疗,等她腿好了,我们还要一起走。我们要一块到内地去呢!”

“那我怎么办?在这里等一个星期?”

“谁拦着你吗?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了!”

“那你呢,你怎么走?”

“跟这位老红军一起,往路边一站,招手说明一声,随便谁的车,都会停下来,请我们上司机棚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