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松

我真的很可怜这个伤员。他的头,差不多整个儿缠着纱布,只给眼睛和嘴留出两道缝来。眼窝里一圈发蓝,塌下去老深,直直地冲你一瞧,真有点怕人。右臂扭伤倒没什么,左腿流血过多,已经瘦得像根铁锹把了。看样子,十来八个月别想脱离石膏绷带。

不过,说实在的,我多少也有点厌烦他。

他口渴了,就把身子一欠,“护士,水!”想吃东西,身子一欠,“护士,肚子饿了!”晚上不想睡觉,又把身子一欠,“护士,找本书来!”我问他要什么书。“书就是书,有字儿就行!”我从当护士第一天起,就为这个职业感到骄傲。可是,他喊叫护士,粗声粗气的,缺少起码的尊重,让人受不了。

是嫌病房不称心吗?四外一层又一层的雪山,树林里这几排木板房,还是靠我们自己两只手盖起来的,这是边疆啊!难道有意要摆摆干部派头吗?吓唬谁!正营级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护理不好,得罪了他?黑夜白日,像个小丫头一样伺候着你,还要怎么样?

不对!根本不对。这是我胡乱猜测。天数一长,我才慢慢看出来,他这样别扭,这样烦躁,这样凶,没有别的,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不待说,这痛苦当然是指内心的,伤口的痛苦他压根就不在乎。

一天,我去给他换绷带,他睡着了,我就坐在床边等。见他枕头底下露出一张信纸,下角写着“秋蓉”两个字。

这名字,一眼就瞧得出,不像男人的名字。我寻思,莫不是还有谁喜欢这个性情古怪的人吗?本想拿起来看看,偷看人家的信不好,我就忍住了。

这时,他翻了个身,他并没睡:“你是不是想看看那封信?”

“不,怎么能看你私人的信呢?”

“那有什么,想看就看呗!”我接过了信。

赵教导员:

你好!想你一定很忙吧!

上月,我给周明同志写去几封信,始终没有回音。想是他的工作有调动,已经离开你营,麻烦你写一个地址给我,最好写详细一些,行吗?因为要上课,此信写得很潦草,请原谅。

我盼望着你的回信,千万千万。

我看完信问他:“这是……你们有几个小孩了?”

“什么呀!别胡说八道!”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口气也挺严重,好像我这句话立时就会闯出什么大乱子,我知道自己失口了。不过,我可以断定他们肯定不是一般同志关系。

“你怎么不回信啊?”我又问他。

他迟疑了一下,强词夺理地回答说:

“这,你还不知道?左手不灵,右手缠着绷带,叫我怎么写?”

“哎哟!你傻了还是怎么的!为什么不早作声?”

我忙着找纸、找笔、找信封,预备替他好好写封信。这样的好事,不用说我们当护士的,谁不乐意帮忙啊?

“开始吧!你说一句我写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你就写:周明不在人世了,死了!早已经死了!”说完把两眼一闭,不再作声了。

人家都快急死了,一封信接一封信找他,向部队领导求援。他呢?可倒好,压根儿没有那么回事似的。

我说:“你别瞎扯了,快说,怎么写?”

可是,他仍然不理我,这使我暗暗吃惊起来。我想,一定是他变了卦。要不,他干吗要这么说呢?变卦不变卦,你总该把话给人家讲明呀!这样赌气怎么了结呢?

“不管怎么样,周明同志,至少你应当给人家回封信。”我向他提出意见。

他连眼都没有睁一下,很不耐烦地说:

“够啦够啦!你让我安静坐一会儿行不行!”

瞧!好心好意的,反叫他戗了一顿。算了!管别人闲事干什么。我也不作声了,就动手给他换绷带。不过,我心里实在替那个姑娘难过。

当天深夜,正轮我值班。外边狂风卷着大雪,整个森林都吼叫起来了。就在这种淹没一切的声音里,我听见周明在病室里喊:“护士!护士!”我赶忙提着马灯进了病房。

他说要喝水,倒了一杯又不喝,叫我在旁边坐一会儿。待了一阵,他忽然说:

“写吧,替我写一封,要不总不算了事!”

提起写信,我还想着上回受他的顶撞,他就像早忘到一边去了,只管对我说:

“你先写:今年三月,我随着康藏公路指挥部踏勘队到怒江勘察线路,不留神从山上摔下去,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就这些?”

“嗯!就这些。”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上星期有个记者来访问他,我在旁边听到他讲了。

……在怒江峡谷,踏勘队必须拦腰穿过一道花岗岩峭壁,约有三十多米宽,立陡立陡的,上边望不到顶,下边就是急流滚滚的怒江。不说是人,就连猴子也难过去。为了不使所有人都去冒九死一生的危险,确定先由一个人爬上去,在石缝里钉进几根钢钎,拴上很粗很粗的保险绳,然后一个一个抓紧绳子慢慢过去。

这一项光荣任务,全队的人都想争取到手,就连女测绘员也报了名。周明是踏勘队领导,他说了算,最后他还是把任务下达给他自己了。他有两条理由,足以使别人心服口服:第一,他有经验,解放战争时是个登城能手;第二,他曾经横渡过黄河,万一掉下水也没有大问题。

他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堵住下边同志的嘴,不好再和他争。实际上他心里很明白,战争年代登城有云梯,还有战友们帮着。现在他面前这一道光秃秃的峭壁,像是刀切过似的,没有一点什么可以攀爬的地方,也不可能有人从旁边搭一把手,只能是单兵作战。而黄河又怎么能和怒江比?怒江峡谷的漩涡就像开了锅,别说是一个人,就是掉进一片树叶子,也得卷到水底去。

不管怎么样,这个战斗任务周明拿下来了。当然,不能说他一点思想斗争也不曾有过。他在这一道花岗岩“闸门”前面停下来,连着抽了三支烟。在这三支烟的时间里,他反复地改变着一两个字的决定,过!还是退回?终于,他脱掉衣服长裤,脱掉鞋子,两臂平伸,面孔和腹部贴紧峭壁,开始了他全程总共三十米的“万里长征”。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赤裸裸的人体十字架,沿着一道狭窄的塄坎,两脚交替着,一寸一寸地向那边移动。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总算是“蹭”过去了。这时候他才感觉,一身冷汗在往下淌。要知道,只要身体有一丁点不平衡,或是脚底下稍有一丁点不稳当,他肯定就没命了。

就这样,他选择几处合适的地方钉下钢钎,拴好绳索。自己先来回试着走了一趟,然后才让大家鱼贯而过。走过的人多了,有一块小石头松动了。周明最后一个过去,一脚踩垮,手没有抓住保险绳,摔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道山水冲成的石槽,把他卡住了,可是带下去的石头正砸在他身上,失血过多,一下休克过去了……

我自作主张,详详细细写了他受伤的经过,随后又问他:

“还写什么不?”

“再添一句。就说,关于那事,我同意她的意见,完全同意!”

他说着,嘴唇都有点发抖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使他这样激动呢?我问:“你同意她的什么意见呢?”

他没应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来递给我。也是秋蓉写的,不过比我看到过的那一封日期要早,纸都揉烂了。前面一张纸上,不外乎一些问候或什么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张上,她写道:

……我常常在幻想,想得很细微,很真切,说起来都有些可笑。我想过,我们应当有一间什么样的房子,窗帘是什么样色,桌上摆设一些什么小东西,书架上又摆些什么书,我们还要有一个收音机,有一架风琴。我想过,早上,我们分手去做各人的工作,晚上都回到家里来。星期天,我们可以到电影院去,或是到马路上走走,看看来来往往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当我冷静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空想。你走得那样远,收到你的一封信,听到你的一句话都很难。大约,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的过去了。我,你知道,一生也不想离开这里,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这些孩子们。这样看来,只怕我们之间就很难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

请你原谅我,周明!我觉得还不如没有那层关系,那样对我们倒更自然些。你说是吗?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了。

不要马上就忘记我,常写信来,一行两行也好,求你!

信写得够坦白,够干脆的。可是,我对她的同情一下变成气愤了。哼!原来是这样一个女人!我不知再该说什么了,只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周明又开始和我交谈。显然,他是把我当做唯一可以倾吐心声的人了。

“这封信,是在我们踏勘队出发的那天,也就是我受伤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我没能从头至尾看完它,老实说,我心里别提够多么的不痛快!过后,我认真想想,也没有什么,散就散。是啊!这一种事情不能强求。同时我也想,你既然真心喜欢她,就应当尽自己所能使她生活得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可事实证明,她所需要的你什么也不能给她。或许另外一个人可以给她一切一切。这时候,不赶紧往后站一步还等什么?”

周明眼睛低下去,接着又说:“可是不成。我只要一想到她的样子,一想到她会对另一个什么人那样亲近,而对我永远是平平常常的,我就觉得像是受了侮辱,最大的侮辱。也许这种念头很坏,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的。起先我打算拖一拖,先不表示态度,以后慢慢再看。现在我想通了,这样不对,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呗!干吗小肚鸡肠,耍这种鬼心眼?!”

一天早晨,我一进病房,见窗子大开着。周明脸冲外出神地依在窗台上——他已经可以下地走动了——我怕他受风,去关窗户,他不让关,还摆摆手要我莫作声。原来他正在听藏族女孩子唱歌。寨子上的藏族姑娘们,每天早上照常是结伴而行,背上驮着长长的木桶,到河边去汲水,又照常是一路走一路在唱:

繁花盛开的桃树

只能装饰春天的美丽。

对人们最有情意的

还是那四季常青的雪松。

听着听着,他忽然问我:

“你说人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雪松?”

“谁晓得,反正大家喜欢就是了。”

“不!不!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向外指着松林,蛮有兴致地说,“雪松。瞧!多好啊!就是冰天雪地,它还是绿葱葱地活在那里。”

看他这样快活,我猜着了八九分,就冒问他一声:

“有信来了吧?”

“有我的信吗?”

他故意装模作样地反问我,更让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我在他枕头底下一翻,真的有封信,我就抢过来了。哟!这么沉,哪里是信,简直像一本书。

我把信瓤抽出来,没留意一张照片落在地下去了,我连忙捡起来。倒是一个挺庄重的女人,那神气瞧上去蛮有学问的样子。可是,一眼就看得出,不大可能是秋蓉,已经是四十五六的人了,还戴副白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有些纳闷,可也没问,只顾往下看信:

周明同学:

就让我仍旧用这种习惯称呼吧!我曾做过你高小时的国文老师。你打了多年仗,大约把这些全都忘记了,这张照片也许能帮助你想起我。我记得,你是坐在第九排桌位……

好了,我要谈谈关于你们的事。别觉得奇怪,作为一个校长,我有这种责任。秋蓉就在我们学校任教,我俩住隔壁,我知道她的一切。所以,我不怕多余,写这封长信给你。

相隔数千里,我自然很难测知你的心境。不过,倘使你在抱怨秋蓉的话,那是不公平的。她虽很少提及你,但却时时思念着你。她不止一次对我讲,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荡,没枝没叶。大约也正是为了填补这种空虚,她除去做完自己的工作,总要向我要点什么事做。原先她并不喜欢活动,以后,她常常到操场去打排球,跳高,或是和小孩子们一同荡秋千。可是,这仍占据不了所有的课余时间,有时她总还不免待在什么地方独自出神。

她给你那封信我是知道的。她写好之后夹在日记本里一个礼拜,后来还是发出去了。但,她从邮局回来就感到十分心乱,又一连给你写去几封信。可是,你大约很生气,始终未理会,甚至连地址也不告诉一声,难道这是不可谅解的吗?你知道,和她一起长大的那些女孩们,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一些人已有了第二个儿子。

我承认,她爱想入非非,甚至想得很不着边际。也许正是这些想象纠缠住了她,害苦了她。可是,你也得替她想想,这一切一切,对别人是那样轻而易举,而她,似乎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难道对别人都是理所当然,唯独她应该被排除在外吗?我不是替她辩解,同时也无须乎这样。事实上,她虽有勇气在纸上写下那样的语句,并把它寄给你,但她却没有毅力从感情上来一个一刀两断。

我武断说,你也绝不会忘掉她。然而,从回信中看,你却已经绝望了。你想悄悄把痛苦吞咽下去,不让任何人分担一点,你那封信仿佛是要和她做一次永远的诀别。你错了,完全错了。

不得不承认,她未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曾想悄悄地离开你,也让她自己一生都会感到遗憾,感到羞愧。现在我可以确实地告诉你,正是你的这一封来信使她得救了,使她疾步向你走回来了。她拿着信,一遍又一遍,看了又看,伏在床上痛哭起来。你大概也不曾看见她那样无休无止地哭,以致我不能不陪着她直到深夜。

终于,她忍住了哽咽,开始对我诉说。说她本以为自己蛮不坏的,可是和你相比,才一下醒悟到,自己原来是这样渺小,这样可怜,不值一提。她深深感到对不起你,在你面前她是有罪过的。她怨恨自己,我算一个什么人哪!只知道坐在窗前胡思乱想,心里只有个人的小天地。他呢!虽然现在全国都已经没有战争,可是他还在继续奉献出自己的热血。

第二天,我又特意要了她的日记来看。她要重新认识你,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并没有赌咒发誓,但请你百分之百信任她,也信任我吧!我比你大二十岁,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一句不诚实的话,更不必说是对自己的一个学生。你也许会疑惑,为什么她自己不作声?她说一个字也不给你写,她决定寒假时去看你,她要当面请求你的饶恕——这是多么严重的用语啊!

最后还想替秋蓉说一句,你也太不像话了,她一年收不到你两封信。为什么学得那样懒惰?

看,这位女校长的信写得多好啊!怪不得呢,周明喜气洋洋的样子,一下就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不过在我面前,他还是装作一副很淡漠的样子,好像并不当一回事。

我也故意说:“哼!说的倒是蛮好听,只怕过些日子又不作数了。”

他望着我,随即便笑了:“依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得叫她立个字据呢?”

“那可不。就得让她写个保证书。”

“用不着用不着,我们两个已经照过水影了。”

“照什么水影?”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淮海战役那年,部队行军正巧走我们村子经过,我跟连长请了假去看秋蓉。这以前,我们两个的事,谁也没跟谁提过一句话,当着面总还是不好说得出口,那就还不能算是正式定下来了。我想,总不明不白地拖着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跟她提了,直来直去,不过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儿。决定下来了,两人就跑到河边去,手拉着手,一起探着身子往水里照了个双影。我们家乡,小孩子们作兴一个规矩:双方讲定了什么事儿,或是要交换什么物件,就手拉手到河边去照个水影。照过了双影,就不能反悔了,谁先反悔就会掉在河里淹死。啊呀!你看我,只顾乱弹琴了。来来来!快换绷带好了。”

照说,周明还需要再住两个星期。有一批伤员要出院,他也就吵着赖着要走,院部勉强批准了他。送他走的时候,我心里总在想着,今后缺少了这一位伤员,我会一天到晚觉得很闷气,没有什么趣味。他却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那么高兴,临上车还红着脸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不光是感谢你护理工作好,另外也还有很多事情我要特别感谢你。这样吧!不管我到哪里,我结婚的时候一定写信给你,要是你能来——算了算了,你不可能来。”

“为什么不可能?”我忙说,“只要你邀请,不管多远,我一定去。”

一句话没完,汽车喇叭响了。他慌忙爬上车,我还没来得及挥手送别,卡车已经钻进大森林,一下便不见影了。只有一棵棵高大的雪松,依然挺立在路旁,针叶那么茂密,葱葱茏茏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草于昌都

一九五六年六月改于昆明